《通往奴役之路-到奴役之路》到奴役之路-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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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上，计划之事如愈来愈广泛，则吾人愈须分判何者为“公正”，或何者为“合理”，以便制定法律条款。可是，时至今日，许多人却不断将混含不清的名词介绍到立法和司法领域里来；而且专断之事与日俱增；不依确定法规而行事，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写一部法治衰落史，或者写一部立宪国家（Rechtsstaat）没落史。在法治衰落的情形之下，所谓法律，充其量不过政策之工具而已。（吾人试观现代几个极权统治示范区，其法律从制定到行使，彻头彻尾成为政策之工具。于是，在此类地区，愈行“法治”，则极权统治之毒害愈藉法律工具而扩散。这种情形，与民主国家之有法律与行法之结果刚好相反。所以同是法律，其作用之好坏与否，端视其建立于何基础之上与夫作用于何种情境之内而定。欲实行以维护人权为主旨之法治，必须创建一民主社会。当然，民主社会之创建，又有赖乎法治之推行。二者互为函数。——译者）说到这里，我们必须一再指出，在德国，法治早已走向衰落之途。在希特勒握权以前，德国之法治早已呈江河日下之势。不仅如此，德国走向极权政治之计划，在希特勒完成之以前，即已完成了许多。吾人之指明此事，实至关重要。　
无疑，经济计划之施行，必须审慎区别各种不同人物之特别需要，并且容许某些人可以从事他人所不愿为之事。（例如，卖臭豆腐——译者）施行计划经济时，如须制定法规，规定富人应如何，而且何种人物方可从事何业，则形成阶层统治。阶层统治乃“进步社会运动”之反面。所谓“进步社会运动”，用亨利？梅茵爵士（Sir　Henry　Maine）底名言说，就是：“至此，从阶级社会递变到契约社会”。的确，法治之事，较之藉契约而统治，更与阶级统治相反。依形式的法律统治之意义言之，在法治之下，不容许特殊人物拥有特殊权利。这样，就保住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大原则。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原则，乃专断统治之反面。（在专断统治之下，一人之权力常大于全体之和。——译者）　
吾人须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与政府精心策划以使不同的人得到实质的平等，这两件事是互相冲突的。任何以直接分配“正义”为理想目标之政策必至引起法治之毁灭。（亦天下大乱之一源——译者）如有政府想为不同的人制造“公平”，必至弄得大家都不公平。（一针见血之言，足为好事者戒。若要天下太平，必须请老子出山，治国者熟读道德经。——译者）我们不能否认，在法治之下，可能产生经济上的不平等。然而，法治之造成经济的不平等，并非有意以一特殊的方法为特殊人物获致利益，也并非有计划地使另一部分人陷于贫困。（在极权统治之下，那抽象而不可及的“国家”及其实际的掌握者变成实际的财主，余众悉变成赤贫。——译者）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往往反对“纯粹”形式的正义。他们常常反对那对于特殊份子无利的法律。因而，他们反对司法独立。同时，他们支持自由权利学派（Freirechtsschule）这类的一切运动。这类的运动根本是破坏法治的。凡此等等行径，皆为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底特征。　
有人甚至于说，欲求法治行之有效，则较为重要之事，厥惟建立法规，且行之毫无例外。在一般情形之下，法律如系普遍执行，则法律之内容何如，确乎无关重要。吾人驾驶汽车时，规定靠左走或靠右走，都无关重要，只要大家一律就行了。在法治之下，重要之事，乃法律可使吾人正确预见别人底行动为何。欲能如此，必须法规对于同类之一切情形都可应用。即使在特殊事例中，吾人感觉某种法规有失公正，亦须一律执行，然后徐图改正。　
吾人须知，法律上形式的公正，与法律前形式的平等，这二者是有着冲突的。有些人对于“特权”概念及其后果为何，普遍发生误解。利用特权之最重要的事例，就是将特权用到财产范围里。在过去，土地财产权掌握于贵族份子之手。现在，某些人经官方许可保有制造某些货品之专利权，或者保有出售某些货品之专利权。无疑，这都是特权。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在同样的法规下都可能获得财产，而在实际上只有某些人得到财产，我们因此便说这一部分人享有“特权”，那末我们便是滥用“特权”这一名词。（这是语意学的解析之一例。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共产党徒，穷年累月将个人由此获得之私有财产宣传做“特权”，有意或无意夸大社会财富分配之不平。这便是“特权”一词之滥用。今经海耶克教授指出，此种毛病立显。在政治学，以及经济学之非科学的部分里，这类毛病简直不胜枚举。至于表现“历史文化”所用语言，及此类巨大名词（big　terms）所犯语意的毛病，更触目皆是。凡不能自拔于语言文字所形成之魔阵者，鲜有不思想迷乱者。思想迷乱，与思想高深，是不可混为一谈的。欲救此类弊病，必先自语意学始。——译者）　
有些人以为自由制度特征之一，乃政府一事不作。这一类底人常强调“放任主义”。其实，“放任主义”一词完全搅混了自由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并且使人误解此一原则。毫无问题，每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既然如此，政府底每一作为多少总要干涉到某些私人的事物。但是，重要之点还不在此。重要之点，如前所述，是个人能否预知政府底措施或行动是什么，并且以此知识作为张本来从事自己底计划。这么一来，个人就可确知外来干涉会达到某种程度，因而他需要预防到什么程度。（译者按：这点甚关重要。假若人民运气甚佳，碰上一个似乎“励精图治”的治理机构，今天出一花样，明天又出一花样，以满足其似乎炽盛之企图心。花样既然日日翻新，层出不穷，则人民心理在虚悬之中，亦若赌博之猜单双者然，凶吉莫卜，心旌动摇不已，尚能真安住乐业乎？尚能放手从事经营乎？）例如，政府管制着度量衡制，或以其他方法防制诈欺之事，这便是有所为。但是，如果政府动辄过分施用暴力，便是不法之举。政府所订立的法规，就特例而言，也许聪明，也许不聪明。只要这些法规系为长久之计，而且并非着眼于使任何特殊分子有利，也非着眼于损害任何人，那末便不是与自由原则相冲突的。　
法治之事只有在自由时代才被人有意付诸实行。法治乃自由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只是自由之保障，而且是自由在法律方面的化身。康德说：“如果一个人不需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法律，那末他便是自由的。”（译者再补充一点：如果这法律不是依据一人之意志与好恶而定的，而是依据众人之意志与好恶而定的，则服从此法律之人便是自由人。凡非自愿地基于共同目标或共同兴趣，而系被迫服从一人者，谓之奴隶。准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