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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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明白，母亲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她的学业，母亲在外国也是有一个男朋友的。冥冥中，张爱玲感到母亲的责任和关爱也是很有限、很无力的。张爱玲的数学比较差，虽然母亲生活拮据，却没有放弃为她以每小时五美元的代价，请一个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这让张爱玲尤其感动。可是她总感觉，母亲不是自己的了。那是一种疏离感、一种失落感。
此刻的张爱玲像极了沙漠中的孤树。所有的生机都在于用根牢牢地抓住地面，深入、深入再深入地汲取唯一的水源。这份水源就是出国留学。此时的上海在张爱玲的心中，已经成了一个牢笼，将她和各种难堪、悲伤、纠结的事情都关在一起，挣脱不掉。上海之外的广阔天空，对她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她已经开始构想到留学生活的新鲜与自由。新生活在对她招手，在旧生活中，她便是要拼了命地努力。
不久，张爱玲便参加了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在上海举行的招生考试。她一鸣惊人，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考生，都没有考过这个势在必得的女子。她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名，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
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这个女孩的英格兰梦瞬间落空了。英国是无法去了，　幸而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张爱玲便只得改为去香港大学就读。
毕竟是离开了，毕竟新的生活是开始了。自己在香港生活，自由的心、自由的手脚。那种把自己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怕是这个女子一生都在追求的。
当轮船靠近香港的码头时，她看见了一片喧闹。她后来在《倾城之恋》中，记下了那时的纷繁：“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香港的日子在张爱玲的人生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一节。她在这里将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　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　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　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　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