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46章

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
没法结局——《结局或开始》创作谈
《结局或开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绵密厚重。《朝夕之间》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近七年间，我先后写了六个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头发白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这些中篇我每写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长了。我必须接着写出下一部，心里才安妥。编辑成《朝夕之间》，我通读一遍，几乎有些吃惊。原来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竟浑然天成。很多读者是看过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长篇出版，读
者仍是喜欢。
我的书近几年好像颇受读者青睐，以至盗版书和盗名书猖獗于市。书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乐。可我心里常觉不安：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我的小说？也许因为很多本该结局的故事不肯结局，而不应开始的故事天天重新开始吧。
《结局或开始》写的正是这种无奈。我们正在飞快地老去，而时间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没区别，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换成了牛皮鞋，中山装换成了西服，吉普车换成了奔驰，但上演的还是老把戏。新的语汇层出不穷，而日新月异的语言材料演绎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古老逻辑。新的语汇粉饰着生活，似乎我们已经改天换地；可透过话语魔障，破译出的仍是千年皇历。
我曾经将千百年流变日新却一脉相承的官场游戏定义为“官场亚文化”，即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亚文化免不了蝇营狗苟之类，于是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之。但这却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官场偏又是个重实用而轻理念的场所，尽管有时候有些理念被宣扬得至高无上。我偏执于《结局或开始》之类题材的写作，只因我曾经厕身同样的生活环境，而我天生的习惯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总禁不住要捅破那层纸看个究竟。我不太安分做个皮影戏的看客，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于是现实总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轮回，不见有大的进化。没有叫人欣慰的结局，也没有真正新的开始，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
“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