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出书版)-第2章

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充当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四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六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五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六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的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孩子们沉重地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被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宏亮激昂的调门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总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想毕业后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像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关于LOSER和WINNER标准问题的讨论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在网上发帖问：“校庆期间的清华普通毕业生可以回母校吗？”
有人回帖说：“可以啊，可以搞一个LOSER方队，校庆的时候走一走。”
LOSER，五个字母，字字血泪，无限依依无限惋惜，多少咬牙切齿尽在不言中。LOSER，卢瑟儿，失败者，它可以是人们温暖亲切的摇头自嘲，也可以是相互攻击时最锋利的暗箭。卢瑟儿所对应的反面人生当然是WINNER，温拿，赢之大者，则称为大拿。
我大学刚入学时，看到大家在水木BBS上热火朝天的讨论。一群从火热的高中教育中大逃亡还没几年的年轻人，没有享受胜利者的喜悦，迷迷糊糊又要被一脚踹入社会，参加讨论的这些满怀失意的人，相互确认着自己是不是失败者国的常住居民。
证明自己不是LOSER的底限，当然是有房有车有老婆。
有人忐忑地问：“那如果娶了个丑老婆，算不算LOSER呢？”
大家纷纷表示，那当然也是要列为失败者的。发问者黯然，百密有一疏，原来自己无意中还是输了。
钱不是检验LOSER的唯一标准，但却是最不容动摇的门槛：“年近30或者年过30，工作一般5年以上。总资产200万以下，年收入50万以下，无车或15万以下的车（15万以下的车等同无车）。”
同时可以检验是否LOSER的，还有和钱有关的生活趣味。他们的特征是：“名牌大学，博士，海归，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去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