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
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从索要推荐表,到教学楼前发海报拉选票。他在终于获得微小的成功和胜利的时候,在一个下午收到同学的短信,短信说:“切!我才不要支持你,你以为你是学生就能代表我们学生么?太片面啦!对于你一时兴起好玩的行为,我是无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笑而过啦。你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哼!”
小吴回对方:“参选二十多天来的麻烦、压力和焦虑你不会懂。不支持可以,请不要说我在玩。”
意料之中地,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
投票那天,他一直呆在现场,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敷衍混乱的场面中庄严得有点可笑。其他同学们玩笑打闹,没什么人当回事,大多数人随意画了一下就走。
投票过程匆匆结束,小吴看着票箱被抱走,只觉得这种混乱是对自己的嘲讽。一切努力和崇高在玩笑中结束了,他说自己特想大哭一场。
小吴自然没有当选,他知道选举结果之后,写了一篇博客,不再说公民社会,不再说“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道:“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
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
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
而参选的大学生们,自认为是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小金说,很多年之后也许可以写一篇许知远体的回忆文章,叫做《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忧伤的年轻人》。
☆天才的出走
理科实验班
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
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30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元,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
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
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
“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选出60个左右学生进入“理科实验班”。
高一,这60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夺金,而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6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30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的6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
——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示,只能急忙跟着浩浩汤汤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所有知识。
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尽的循环赛中。
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
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20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20多年来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
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医生让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
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
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注,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
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样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脑与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博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周围同伴梦想破灭生死由命的前途让他困惑。学校在柳智宇身上荣誉的寄托,把他和周围同学割裂开。使命感不同,战友已经成为自己的陪练,沟通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柳智宇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脆弱的视力,小心翼翼地怀疑着自己脆弱的人生,而肉身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加入了最后6人国家队阵容,要去斯洛文尼亚参加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数学竞赛小组吃了最后的散伙饭。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2006年7月12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第一天的题目很简单,第二天的题目很难,尤其是最后第5、第6题,柳智宇被激发了斗志,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在交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答卷近乎完美。
在斯洛文尼亚旅游了几天之后,成绩发布,他和俄罗斯、摩尔多瓦的选手获得了满分金牌。
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0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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