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出书版)-第10章

自由却渐渐变成了失控，无泪导致无德。比肯山小学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个学期演一次戏，由每个演员自编自演。罗素发现孩子们“坚持要让每个剧中人物在剧终时死去，但是现在他们常常满足于谋杀案”。
孩子们有些扭曲的、带着恶意的笑脸慢慢浮现，比肯山学校很快就成了一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顽童的收容所。
两个孩子在金雀花丛里点火，一个男孩马上被开除，另外一个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正在从埃及回英国的途中而无法开除，罗素就把她放在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锁起来。这个女孩提出抗议，罗素说：“要是我让你下床，你还会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认：“对，我会这样干的。”于是这个女孩便一直待在床上，直到她妈妈回来。
几年之后，这所学校倒闭。历史上关于教育自由主义原教旨的实验也失败了。
福禄培尔和罗素——甚至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教育者——都有着同样的明知故犯，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童心和人性区别开，甚至放在对立的善恶两面。长大成人如此不堪不幸，所以幼儿必定至善至美。儿童被假设拥有一双天使般的赤子之眼，唯一变坏的途径是后天的污染。
人们常常由于讨厌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不加分辨地热爱仰慕往昔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好，在短暂的人生中也好，人总有这种“倒转时钟”的冲动。回到时间的起点，不妨问问：儿童果然是善的么？人性中的恶都是后天习来的么？
史铁生讲过他幼儿园时候的记忆。
“下了课，所有人都一窝蜂去抢幼儿园里的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儿，或者连人带马归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
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
……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晌晴白日也觉得有鬼魅徘徊。”
如此欢乐之童年
我也害怕上幼儿园，不过是为着肤浅得多的原因。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每天的晚饭都是猪肉白菜包子和稀饭，我那时候每次一听到饭点铃就手握小钢碗，万夫莫敌地冲到第一个，结果老师每次一瓢倒进我碗里的都是最上面一层略带乳白色的开水。
吃完了饭，我们就挨着墙整齐地坐成一排等着家长来接。老师穿白大褂戴口罩，武装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拖地收碗，把一天的狼藉拾掇成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样子。她十分疲惫，再听到一声“老师老师……”就立刻会大力呕吐，因此命令我们背贴着墙壁坐好，不许说话不许动，最重要的是不许下地，踩脏刚擦干净的地板。
这样大概过了一小时，我就想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个针孔摄像机，它能观察到的就是我端坐的身体内部的连续小爆炸，从膀胱开始爆破到心脏，最后以大脑的轰然一声结束。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自我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我就跳下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尿，一边百感交集地嚎啕大哭，沥沥啦啦地在我的椅子和幼儿园大门之间留下一道漫长的、泪尿相融的水渍。
日复一日每天如此，后来即使我晚上不喝稀饭干吞包子，也永远在准点听到膀胱爆破的倒计时，然后嚎啕大哭地尿着跑出去。
这样的感觉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之童年》中也描述过，他也是个频尿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含着泪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请保佑我今晚不要尿床”。但第二天，他永远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自己做的事。他的绝望我感同身受，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这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屈伤心情绪。
比我更不幸的是，在他的学校，尿床是要受到体罚的。他在一个尿床完毕的早上被殴打到连刑具短鞭都断了。他有气无力地抽噎着，却不是因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如果说幼儿园里教育了我，那么它只深刻地教会了我一样生存本领，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绪的是初级神经系统，原始人就有这个系统，那时候初级神经系统只有简单极端的二元划分结构：有利于繁衍的，不利于繁衍的。
我们现在看到原始人的画像，他们要么快乐得要死，要么痛苦得要死，情绪没有中间状态，那是因为他们大脑的判断机制还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断成和种族生存有关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后，人学会了理智判断，也进化出更高级的脑组织来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复一日重复地让我们自我厌恶，理智会慢慢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始人的大脑，遵从初级二元神经的判断——把一件小事都划为威胁个体存在和种族繁衍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们开始强迫性自憎，我们开始无意识地给自己撂狠话：“我是个白痴，我是个废物，赶紧天降土石把我活体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墙坐着羞愧地与自己搏斗时说的那些话。
孩子用来强烈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用来苟且自己和开拓的中枢到了二十多岁才长成。
在此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由鞭打得到的教训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
☆中产阶级的孩子
他不喜欢被称为“富二代”，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他说：“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学同学们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剧里面那种：比名牌，开跑车，脑袋里不装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
他说，如果肇事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之一，他一点也不会吃惊。
然而，他却和他们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父亲也同样富有。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曲折的童年。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家庭奋斗史的故事：他的父亲90年代下海，和母亲一起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在事业有起色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