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第117章

法，采取的是超脱“人情”之上，近乎于冷酷的处理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已接受了“以法治理一切”的西方概念，与高力伟“以情为理”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林思文在论文答辩受挫折事件里，并非一味归咎于“种族歧视”，而是找出症结实两位老师之间的个人恩怨，从而对症下药。高力伟周毅龙等男士们把在加拿大所经受的种种失意笼统地归咎于“种族歧视”，又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他们对移居地文化的潜在排斥抗拒心理。
《白雪红尘》一书中女性形象的又一特点是：与男同胞相比，她们更懂得行为科学在个人成功中起的作用，从而更知道怎样利用和处理人际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林思文处理与其导师赵教授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准确地把握与赵的亲疏分寸，又巧妙地利用了赵与女助教之间的矛盾，用之来铺平论文答辩的道路。在为高力伟争取历史系奖学金和安排高与孙克力尔教授见面的前前后后的情节，也能看出林思文与人相处时的心机、机智和精明。相反，书中的男性在为人处世上似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高力伟不能理解和接受兜售个人才能的概念，对林思文的交际手段常持嘲讽之态。竟把约见《星岛日报》主编谋职这样一件求生存的极普通举动，理解成为张小禾为爱情所作的牺牲。这种心态，是很难为张小禾所接受的。东方式的自尊清高和怀才不遇情结，不仅妨碍了男人们与周围环境的沟通，在他们心中筑起孤独的高墙，更使他们难以承受失败带来的挫折感。而以林思文张小禾为代表的女人们较能溶入周围的人和事，对环境有较大的宽容度，因而对生活事业上挫折没有显示出超乎承受能力的反弹，比男人有韧性。
《白雪红尘》一书中的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也跳不出精神境界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感情上她们崇尚平等，相通和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境界。现实环境却迫使她们垂涎安定的物质生活。分居以后的林思文，择偶条件已明确包括了对方必须能在北美找到一份安定高薪的工作。与政治系博士和凌志的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都反映了她的这种心态。政治博士的种种迁就终不能得到她的青睐，不能说与他那专而无用的专业无关；而凌志的种种缺点，终能得到她的谅解，皆因他将来“能为家庭多作（经济）贡献”。但是完全没有精神内容的物质生活同样无法满足这群女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张小禾无法抑制地爱上高力伟的部分原因。她不能舍弃与高力伟两情相悦的珍贵“感觉”，却又始终意识到高在加拿大社会立足的难处。在精神与物质生活无法协调的困惑中，她躲避到幻想的世界里，一遍又一遍地在幻想中把高力伟重塑成她所希望的成功形象。当然，幻想的境界是注定要在现实中破灭的。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冲突，导致了多少家庭的破裂和重新组合。在追求感情的道路上，留学女性比她们的男同胞们走得似乎更辛苦一些。
《白雪红尘》一书反映了这一代女留学生从本土到海外后生活事业感情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从走出国门那一刻伊始，她们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要生活，却不得不去争事业。要欲仙求死的爱情，却离不开物质享受的诱惑。既不能完全忘记本土，又不能尽意溶入他乡。她们从国内时的娇小姐娇妻子，变成大小诸事都得自己拿主意的能人；从衣食住行一概不闻不问的闲人，变成负起挣钱养家重责的强人；从本无过多事业追求的普通女子，被环境推上一个又一个显赫的硕士博士位置。这些演变带来的后果，悲乎，喜乎，福兮，祸兮，也只得留与后事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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