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325章


巴金深情地回忆:“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
梁实秋说:“不能单是谩骂……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汪曾祺说:“鲁迅是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孤独、悲愤的斗士,同时又极富柔情。《故乡》、《社戏》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凄凉,如同秋水黄昏。”
王晓明称鲁迅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他讲到:“鲁迅的内心痛苦是相当复杂的,他简直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痛苦。”
《百年五牛图》作者梁由之评价说:“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深刻的怀疑者、彻底的悲观者……仁者。”
何满子说:“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诗词评论大家顾随评价说:“鲁迅先生有与嵇康相同处,他们专拿西瓜皮打秃子的脸,所以到处是仇敌……然像鲁迅、嵇康他们,说真话是社会的良医,世人欲杀,哀哉!”
余杰讲:“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
王朔说:“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若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周围不是那么个环境,他也跟他弟一样客气,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府政人事档案时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郭沫若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
刘大杰说,鲁迅和郁达夫是“五四”以来在旧体诗方面最有成就的。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陈独秀评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陈又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李长之写道:“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张荫麟在《〈南腔北调集〉颂》中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他钦佩地写道:“只要他肯略为守雌守默,他尽可以加入那些坐包车、食大菜、每星期几次念念讲义、开开玩笑,便拿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群队中,而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然而他现今却是绅士们戟指而詈的匪徒,海上颠沛流离的文丐。”
狂飚社的向培良评价鲁迅:“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的性格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不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面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最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攻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若,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胡兰成还说:“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鲁迅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1936年10月2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炫)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
朱正说:“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顾随翻阅鲁迅的译作《译丛补》时,说出这样的感慨:“《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图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主要参考书目
(按作者名字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出版书籍】
巴 金、黄永玉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陈明远:《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学林出版社,1999年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
陈平原、夏晓红:《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
陈引驰:《学问之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邓久平:《谈恩师(上、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高 芾:《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黄大中:《鲁迅与林语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荒芜主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院,1986年
金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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