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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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恨在心头，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所有“政治犯”一样投入牢房。
在白公馆，涂孝文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国鋕、陈然、王朴等朝夕相处，这些革命同志了解到涂孝文这种类型的叛徒，其内心尚存一丝良知，于是主动找他们交谈沟通，劝他们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怎么说涂孝文也算是党内的“老干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严厉痛斥下所受到的强烈震撼，现在又通过刘国鋕、陈然、王朴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两相对照，涂孝文羞惭无比，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务交供自己手上还保留的部分组织和人员；二是拒绝参加特务工作，不接受以特务身份换取自由。
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文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的培养，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份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过的考验也十分严格，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鋕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候里，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望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至于参加特务工作，或者枪毙他也是不会反叛了。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文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鋕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
八
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位蒲华辅，被捕时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庭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对人“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　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收括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当即他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