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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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的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青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了饭就睡觉。
到了宝鸡后，余硕卿悄悄对我们说，要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这样好甩掉那个军官。他果然不来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们找到了，并很凶地对余硕卿说，小姐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很脏的地方住下呢？余硕卿说，我们都是穷学生，没钱住好的。那军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摆脱了那个盯稍，结果第二天乘宝鸡到西安的火车时，发现那家伙也在我们身边坐着。这时，那个军官向我们摊牌了，他说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有意想套我们的话。余硕卿很聪明，忙给我们递眼色，于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那军官见死缠着要问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我们只好对他说是到西安考学校，他连忙说好、好，并说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办了个复光大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荐的，可以介绍去。但我们不敢随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军官仍跟着我们。余硕卿就悄悄对我们说，我来应付他，你们几个男同学拿介绍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于是我们陆续摆脱了那军官的纠缠，后来机智的余硕卿也来到了八路军办公处。接待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试。结果是个别口试，题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风沙大，你们去怕不怕。我听余硕卿抢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连命都舍出来了，还怕啥苦？我们都这样回答，结果全被收了……”
在这个时候，张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对革命的追求和告别旧世界的她的一种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时，她像所有爱耍娇的小女孩一样，会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们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她最爱指挥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于是“干一场”成了她“黎琳”在延安的代名字，从认识她的中央领导到同学们都时常这样呼她。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新婚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间谍任务。“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年轻妻子要去接受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他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张露萍搂着丈夫的脖子，温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俩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宝琦明白了，说：“可我很担心，你还不到20岁的四川娃儿。”张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说：“哼，小瞧我！”宝琦笑着用手指顶着娇妻的鼻子，说：“看你这样，不还是娃儿嘛！”说着，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自己的丈夫留下这句话后，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她的丈夫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人的最后一次定格。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1939年的一天，我在成都虎南门外的北平朝阳学院读书。午后我正在校园里走路，突然后面有人大声地叫我，我回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原来是张露萍站在我面前。此刻的她身体健壮，衣着入时而豪华，身着咖啡色薄呢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上穿的棕鞋浅口半高跟鞋，手上还拿着一件黑丝呢大衣。一位从延安归来的朋友这样一身酷似名门小姐的打扮，使我不胜惊奇！”昔日的同窗女友杨梦萍在几十年后这样回忆张露萍突然出现在成都时的情形，说。“当时我紧张而好奇地问她说：‘你怎么如此打扮？’露萍便取笑我说：‘笨蛋，不这样打扮我能平安无事回成都吗？你去请两三天假陪陪我好吗？’白天我陪她一同到了西郊她大姐的新家。当晚我们俩谈得很晚才睡。我问起她去延安和一些与她同去的同学如周玉斌等人的情况，她说：‘凡我能告诉你的，我就回答，不回答就不深问好不好？总之，延安物质条件是差，我刚去时很恼火，现在都习惯了，我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抗日救国事大，个人事小。你现在一心读书，也没有什么？千万不能与国民党人混在一起！’我说：“你回来能够来看我，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同意你的要求。’……我们一起玩的三天，第四天一早我要回校便向她告别。记得那天下小雨，有些冷。她强行要我穿走她的那件从延安穿回来的黑丝绒大衣，说：‘过几天进城顺便来取。’我悄悄问她还回延安吗？她说：‘不去了，我以后就在大后方工作，什么地方还没定下来。’大概三天以后，她来取大衣，并说：我明天就去重庆。我依依不舍的说：‘我来送你。’她摇摇头，说：‘不必了，方便的时候给她来信，回成都时再来看你。’可这一别，她音讯渺无，竟成永诀……”
与成都的女友杨梦萍分手后，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捷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西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和“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在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散懒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同志，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