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109章

重了。他只得放弃社会职业，终日奔走于各地秘密联络和组织共产党员们。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对自己的爱人（地下党员）这样说过：“你我要学着饿肚子，至少也要能饿上三天顶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务是很困难的。”
其实，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贫。他入党后，为了干革命工作方便，与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亲单独住在重庆市区千厮门小河顺城街的贫民院条件十分艰苦。我听妈妈讲；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虽然住在又脏又臭的窄巷内贫民院楼上一间墙壁有缝、楼板有洞的小破楼里，但他们的家里很清洁整齐，充满生气。从1946年起，我妈妈常到袁尊一家里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处得非常好。袁家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确实常常藏有黄金，这些黄金是他为党筹集的党费，是专门缴到组织给游击区支援武装斗争用的。他们家里老小饿肚子，却从不动用分文的党费，而且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想法多给党组织集经费。
袁尊一的爱人谢以思，原是何忠发烈士的弟弟何泽民的妻子，何泽民也是共产党员。但谢娘娘与何泽民结婚不久，丈夫何泽民就患伤寒暴病死了。何忠发为了解除亲媳的痛苦，把她从宜宾带到重庆，托袁尊一继续培养她入党和介绍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绍谢以思加入了地下党。为了便于掩护和抚养好王璞与左绍英烈士的女儿小凯渝，党组织要求他们结婚成家，这样在这年的4月，袁尊一与谢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后仍住在贫民院，虽然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贫，但为了抚养好烈士后代，夫妇俩尽力尽力，妻子谢以思还把前夫何泽民同志的一大笔存款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支援游击区武装斗争的经费。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庆临江路占家巷解中公寓去与华蓥山武装起义负责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烈士）接头交党费而被叛徒出卖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带了一两黄金的党费。不幸被特务搜走了。
被捕前的袁尊一，除了做共地下党川东临工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外，他还是一位优秀和杰出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组织者。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了江北县明月、统景等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特务遍布，军警林立之区，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和激烈，也很残酷。由于袁尊一牢牢掌握党的“统战”法宝，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党性强，地下斗争艺术高超，不断壮大了明月、统景等地区的党组织，狠狠打击了当地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捕后的袁尊一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地保护了党，保护了同志，使明月、统景地区的党组织，党员平安无事。尤其是袁尊一掌握了一批川中共东临工委留下的经费和电台等设备，使得这些经费和通讯设备在后来迎接解放军解放重庆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尊一烈士是一位党性观念强、政治素质高的党员。他在被捕前的两年中直接发展的6名党员个个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和坚强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还被打入到敌人“中统”特务机关的某地区负责人，该同志后来为重庆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袁尊一烈士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践行于忠诚党的事业的真实写照……
袁尊一，让我们铭记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他的革命事迹吧！让我们以同志的名义，同时也记住因他而早逝的3岁女儿袁晓华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谢以思的名字。
四
薛传道，又一位28岁牺牲在“11·27”大屠杀的革命志士。因为他生前有个非常特殊的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所以关于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屡受置议。
发生在薛传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红白”巧合颠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监狱里得知自己已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还刊出了开除他的新闻报道，指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薜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共党，鼓动学潮，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查明属实，应如何议处此案，决议薜传道永远开除党籍。”4个月后的1949年11月27日，薛传道与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难友被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们杀害于监狱之中。
194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报》特意刊发了《薜传道先生烈士事略》的“代悼词”。全文如下：
薜传道先生，生于公元一九二一年，原籍上海，父经商，家本小康。薜先生已家道中落，故先生之历世，无异为一部奋斗史。六岁受书，十六岁时，国立中央工校成立，杜沪招生，乃考入土木科肄业。抗日军，入学一月即只身随校西迁。时先生在同学中年最少，天资聪慧，为一校师生所爱重。以家境清寒，复沦战区，生活异常艰苦，师友均乐为之助。先生愈益奋发，半工半读，孜孜不倦。肄业三年，考入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复攻土木，课余并发起组织活力社，互以革命救国相淬励。又二年，以经济情形过于艰窘，被迫休学，暂到云南滇缅路工程处及贵州农工学院服务，前后两年，公余读书，未常稍懈。一九四二年转入交通大学土木系肄业，一九四四年冬，投笔加入青年军，迨日寇请降，以青年军日趋腐败，乃慨然退伍，回中工校任教，并兼秘书。一九四七年与商育辛女士在渝结婚，感情弥笃。先生聪明过人，作事明快，除对土木工程有深邃研究外，并擅文章，下笔千言，顷刻立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曾主持办理“科学与生活”月刊，至第八期被封（该月刊社副社长成善谋先生于同年十月遇害蒙难）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沙坪坝中央工校办公室被捕，夫人商女士幸获保释。先生终遭严刑逼讯，当局以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参加共党，鼓励学潮加罪，并将党籍永远开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迫近渝市之际，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监狱内，与数百志士同时殉难，年仅二十八岁。
薛传道，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爱国知识分子。入狱后，有一次特务分子对他用电刑达七小时之久。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他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并供出了几个到了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生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求新的教育思潮》文章，便是一例：
我常以为，中国的问题，看到底还是“贫”和“愚”二个字。救贫有赖生产的提高，医“愚”须待教育的普及；提高生产和普及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至于怎样才能使生产提高，怎样才能教育普及，那就牵涉到很多方面，需要从很多方向去研究。
说到教育，现在中国教育的情形，实在太不令人满意，不但广大的人民至今还没有能享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就是千幸万福已经进入学校的也未能真正得到教育的益处。数十年来零乱的教育制度，笼统的教育宗旨，留于中国教育界的可说只是一片荒无而已，这中间固然也有着不少赤诚献身教育的忠贞之士，凭其长期艰苦的耕耘，创造了若干点滴的成就，可惜人数有限，步调又未一致，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出多少巨大的力量。频年战乱相寻，河山焦烂，使这一代中国人受着历史无情的磨难，这正是近百年来新教育的恶果。假如我们希望中国早日进入一个自由、平等、康乐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样破产的教育，苟延残喘地继续拖下去；时代是不停留的，它不会等待落伍者，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那只是一条死路；唯有打开新的门径，才能找新的希望，横在今天中国教育家或从事教育者面前的首要课题，应该是掀起一股崭新的教育思潮。
“思潮”二个字粗看好像很抽象，实际是很具体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反映，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有某一类的思潮；换一种话说思潮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