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坛》第2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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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告诉我一个人，知道吗？是先抓他再抓我的，中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这三年来我除了和球队宣传队的人接触以外，接触得最多的就是龚瑾。这件事连干部都不知道，他是咸宁的，我是红州的，不论干部的想象力有多丰富，都想不到我和龚瑾之间会有这种关系。”
“你们接触是蛮多，连大脑壳都奇怪。”
“现在知道原因了吧？”铁戈得意洋洋地说：“我平反的事不要跟别人讲，估计就这几天判决书要来了，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喝酒好好庆贺庆贺。”
等待是最让人闹心的事，明明知道自己平反了，就等着判决书那张纸，这好比一个孩子看见柜顶上放着心爱的食品可就是够不着，这才是最让人楸心的事。而一个颅内受伤的人早已昏迷不醒，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死去，那应该是一种幸福。虽然他的亲人万分痛苦，可他本人并不知道，这才是有福之人。怪不得英国诗人雪莱说：‘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看来这话很富有哲理。
二月十号、十一这两天铁戈既不打球也不看书，强忍着楸心的煎熬，装出笑脸找大脑壳、余友新、曹矮子、牛瞎子、沈明高等人说说笑笑，插科打诨，这是他和狱友们告别的一种方式，他知道一旦离开监狱，将永远不会再来这里。
十二号上午六点铁戈下了夜班，吃过早饭别人都在睡觉他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着，躺在上铺看《基度山恩仇记》，他估计今天判决书应该来了，干脆穿衣起床坐在中队执行员的办公桌旁，边看书边等。
七点半干部上班了，易管教员打开办公室通向监号走廊的门，看也不看说了一声：“叫铁戈来。”
铁戈调过脸来问道：“东西来了吗？”
易管教员笑道：“怎么是你？执行员呢？”
“打扫卫生去了。”
“你怎么知道东西来了？”他招手示意铁戈进办公室。
“心有灵犀一点通嘛。”铁戈说完大摇大摆的进了办公室。
“怎么不喊报告？”易管教员有些古板。
“我现在是国家公民了，喊什么报告？”他很自豪，国家公民就是比劳改犯强得多，最起码不用喊报告。
易管教员无奈地摇摇头说：“坐下吧，我现在宣判。”
铁戈大大咧咧地说：“不用了，何必还要走那个形式呢？你把那张纸给我就行了，好歹我还是小学本科毕业，那几个字我认识，念不念都一样。”
“不行，”易管教员态度很坚决：“这是法定程序。”
“当年判我的时候就没有经过提审，还不是照样判？那时怎么不讲这个法定程序？算了算了，你把经念完了，我就去烧香磕头，谢主隆恩。”
易管教员照本宣科道：“……郎超雄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持有不同看法，发表过不同意见；其在言谈、书信、文章、诗词中，存在着某些错误言论、观点，但并不构成反革命阴谋集团罪。原判认定的与外地反革命组织联系也应予以否定……”
宣读完后他把判决书交给铁戈，然后问道：“刚才的判决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铁戈知道这是走过场，低头看判决书。
易管教员又问：“你要求上诉吗？”
“神经病才要上诉！今天是腊月二十六，我还要回家过年呢。“他拿着判决书匆匆忙忙地看完，突然骂道：“这个狗日的法院，他们管的是有罪无罪的问题，对与错不是法院管的事，他凭什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无非是要给我们留条尾巴等以后再抓。好，等老铁我出去了再跟他们理论！易管教员，你知道那个外地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号头头是谁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是龚瑾。”
易管教员木然了，随后说道：“去把东西清理一下，等下我要检查。”
“有什么好检查的？除了书和没有印字的军装（军装不准印劳改二字），我什么都不要，带回家晦气。”
“铁戈，没办法，这是程序。”
“嗨，又是程序。”
当铁戈走出中队大门时，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个碰到的竟然是已调到七队任指导员的阮指导员。
铁戈脸露鄙视的神色笑道：“阮指导员，我刚刚平反了，现在是国家公民，可以称呼你一声同志吗？”
阮指导员先是一愣，马上笑道：“可以可以。”
“阮指导员同志，七八年你告诫大脑壳说不要跟铁戈接触，那个家伙反动得很！现在看来我还不那么反动吧？”
阮指导员脸上一红一白，好不尴尬：“此一时彼一时嘛。”
正好焦队长也来上班，他上前握住铁戈的手说：“恭喜恭喜！昨天下午判决书就来了，因为中队上班的人手不够，所以让你多上了一个夜班。”
“没事，就当我这个反革命为革命多站了一班劳改岗。我在这里多生产一米绸子，社会上就少一个衣不蔽体的人，也算是为国家为四化尽力吧。”
邵指导员迈着稳健的步子老远就高门大嗓的喊道：“铁戈，你小子过来！”
铁戈快步跑过去小声问道：“我可以叫你邵叔叔吗？”
“可以，当然可以，本来我就是你叔叔嘛！”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重见天日了，喜事呀铁戈！”
“邵叔叔！”铁戈亲切地叫了声。
“哎！”邵平重重地应了一声，两人相视大笑。
那些上班的男女干部和工人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俩：“怎么邵平跟一个犯人站在马路中间大笑不止？”
邵平说：“走，跟我到就业队去给你办回家的手续。
就业队的办公室离五队不远，就在二道门旁边，到了就业队门口，邵平收起笑容绷着脸，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进了办公室。
就业队队长见邵平来了，脸上立马堆满笑容：“哟，邵科长来了？快请坐，有事吗？”
邵平很随意的坐在靠椅上指着铁戈说：“他平反了，来办手续，他的路费按最高的给。”
队长问铁戈：“你是哪里人？”
“红州县城关镇的。”
“武汉到红州路费是十块钱。”
邵平淡淡的问了声：“最高路费是多少？”
“到郧阳和恩施是一百一十块。”
“那就按最高标准给。”
“他是红州的……”队长嗫嚅着。
“咋了？我说话不好使咋的？”邵平还是淡淡地问，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队长此时已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威慑力，赶紧说：“邵科长，我按最高标准发。”
邵平半闭着眼睛，鼻子里哼了一声：“快点把手续办了，明天一大早他就要回家。”
就业队队长很麻利的给铁戈办好各种手续，然后又给他一张盖着公章的临时通行证。
铁戈拿着转户口和粮油关系的手续，然后看了看手中只有信笺三分之一大小的“临时通行证”说：“就这张小纸条能把人隔在两个世界里？”
邵平呵呵一笑：“铁戈你可别小看它，多少人都盼着它呢。它给你的就俩字：自由。”
啊！终于自由了！
自从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起到现在，四年零七个半月的学习班和监狱生活，日盼夜想的不就是这两个字吗？一张判决书能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成罪犯，一张小纸片又能让一个囚徒重获自由，这他妈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走出就业队的大门铁戈再也忍不住了，仰面朝天放声大哭：“啊——老天爷呀！你终于还我清白了……”
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很多：在那个燃烧着激情的年代，回首时却又那么荒唐和残酷；在那个充满着青春理想的岁月，收获的却是苦涩和血腥。他想起那早逝的青春，那被无情毁灭的前程和被断送的爱情，被捕的那天晚上何田田对着手铐深情的一吻，两万多人的公判大会上只能听任批判者那一桶桶泼向自己的污水而无法辩诬，看守所里妈妈那绝望的哭泣，羁押站风雪中与朋友们的凄然别离。从学习班到监狱再到无罪释放，这一千六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囚禁生活比苏联卫国战争的时间还要漫长，他记不清楚是怎样一天天艰难地熬过来的。此时此刻他没有任何喜悦和激动，驿动的青春早已成为祭坛上失去生命干枯的祭品，就算而今重获自由又怎能唤回自己被吞噬的鲜活的青春？举头会苍天，他只感到一种沁入骨髓排遣不去的沉痛和悲凉……
邵平轻轻地拍着铁戈的背：“哭吧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东北老爷们也有哭的权利。”说着他自己的眼圈也红了。
铁戈哭够了，邵平文绉绉的说了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