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品茶》第31章

计算机完成的。“我估计我大概摇了那架计算机两百万次……我常常碰到机器卡住这种倒霉的事，在我学会使用长针（来解决机器卡住）之前……这个机器一卡住，你只好跑去告诉教授，于是他就会数落你一顿，非常令人懊恼。所以有很多次，机器一卡住我就悄悄溜回家，没告诉他。”虽然她很钦佩皮尔逊，而且在他晚年大半的时间都陪着他，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大卫还是相当怕皮尔逊的。
大卫也是个很大胆的女孩子，常骑着摩托车参加越野赛。
有一次我撞上了一堵16英尺的高墙，墙头上还有玻璃。我被抛向半空中，伤到了膝盖。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心情沮丧，此时正好威廉？S？戈塞特进来。他说，“你以后最后改玩钓鱼吧。”因为他自己是个钓鱼的高手。他邀请我到他家中。在他亨敦（Henden）的家中有他、他的太太和几个孩子。他教我钓鱼，待我很亲切。
当J？奈曼与埃贡？皮尔逊开始形容费歇尔的似然函数时，大卫也在该大学学院，老皮尔逊认为埃贡研究的东西毫无意义，因此相当不悦。埃贡怕苦恼老爸，所以没有把他们第一份研究论文交给他父亲的期刊《生物统计》发表，反而与奈曼一起筹创另一份期刊《统计研究纪事》（Statistical　Reserch　Memoirs），共经营了两年（F？N？大卫在上面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后来K？皮尔逊退休，埃贡接替他的父亲担任《生物统计》的主编，这时才把自己办的期刊停掉。
当这个“老家伙”（当时大家都这么称呼K？皮尔逊）被自己的儿子和费歇尔取代时，大卫当时也在。当年轻的J？奈曼刚开始做统计研究时，大卫就在那里。她回忆说，“我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1940年间是统计学界生机勃发的时候，而我则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见识到了各路统计精英。”
大卫称K？皮尔逊是个绝对的演说家。“他讲得太棒了，你只能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浸在他的演说中。”他对学生提问题打断他的讲话很耐心和宽容，即使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也不要紧，他会很快纠正错误，然后继续讲下去。但另一方面，她觉得听费歇尔的演讲“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什么都听不懂。我很想问他问题，但是当我真的提出问题时，他一看我是个女生就不屑回答我。”因此，她就坐在一个从美国来的男同学旁边，一有问题就推他的手臂说，“问他！问他！”“每次听完费歇尔的演讲，我总要上图书馆呆上三五个小时，想弄清楚到底费歇尔讲了些什么。”
1933年，K？皮尔逊退休，F？N？大卫继续跟他做研究，成了他唯一的研究助理。大卫写道：
K？皮尔逊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已经70多岁了，但还整天工作，研究某些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到早上6点才离开学校。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回家而我也正准备回家时，他对我说，“今晚你可以把椭圆积分的部分看一看，明天我们要用。”我当晚其实正准备和男朋友到切尔西（Chelsea）艺术厅参加舞会，但没有勇气告诉他。因此我还是和男朋友去跳舞，到了凌晨四五点才回到家，洗个澡之后就赶到学校去，看相关的资料做好准备，等皮尔逊9点左右到学校来。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好做傻事。
在K？皮尔逊去世前的几个月，F？N？大卫回到了生物统计实验室与奈曼一起工作。当奈曼得知她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时，感到非常吃惊。在奈曼的催促之下，她把最后发表的4篇论文整理出来，提交出去当作博士论文。后来有人问她，在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你的地位有没有什么改变？她回答，“没有任何改变，我只是付了20英镑的入门费。”
回忆以往的那些日子时，她说，“我总以为他们让我加入，是为了使奈曼先生保持安静，但那段时间还是非常喧闹的。当时费歇尔在楼上，时常大声发表意见，奈曼在一边，而K？皮尔逊在另一边，此外戈塞特每隔一周也会来一次。”其实她对这些年的回忆过于谦虚了，而她自己也绝不是她所说的那种配角，“加入是为了让奈曼先生保持安静”。她所发表的统计学论文，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很多领域中都大大提升了统计学的水平（其中有一篇更是非常重要，是她与奈曼联名写的，论述20世纪早期俄国数学家A？A？马尔可夫（A。　A。　Markov）的某个定理的广义定理。在我的书架上，几乎每一学派统计理论的书上，都会把F？N？大卫的论文当参考文献，可见她研究范围的广泛。
关于战争的研究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时，大卫在国家安全部做研究工作，试图预测炸弹落在像伦敦这种人口中心时会有什么后果。预测的内容包括伤亡人数、炸弹对电力系统、饮水与污水管线系统的影响以及其它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均可由她建立的统计模型估计出来。结果是，在1940年和1941年间英国对于德军向伦敦发动的闪电战，均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在及时抢救伤员的同时，还能维护主要的公共设施运转。
在战争快结束时，情况正如她所写的：
我坐着其中一架美国轰炸机，飞到安德鲁空军基地。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看他们所造的第一批大型数码电脑……它就像个半圆筒形的活动式营房，长约100码，全部都是高架木板，你甚至可以在上面跑步。在两侧，大概每隔几英尺就有两个会眨眼的怪物，而天花板上除了保险丝什么都没有。每隔30秒左右维修人员就沿着木板巡视一遍，主要是抬头察看天花板上的保险丝……我回到英国以后，把看到的东西告诉一些人……他们则建议，“你最好是坐下来学习电脑编程语言。”我就说，“鬼才听你的！如果我这么做，我这辈子就只能做这个了，我不学，让别人去学吧！”
E？皮尔逊不像他爸爸那样喜欢权威式管理，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惯例，就是系里的教授轮流当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在轮到F？N？大卫当系主任的时候，她正好开始写《组合机遇》（binatorial　Chance），这本书后来成为一本经典的作品。该书详细地解释了复杂的计数法，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组合数学”（binatorics）。书中把原本极为复杂的观念，用简单通俗的方式陈述出来，从而使这些观念容易理解得多。当有人问起她这本书时，她回答：
在我一生当中老是陷入同样的困扰。我先是开始于一些事情，接着就会感到厌烦。我很早就有组合数学的想法，而且更早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在我认识巴顿（D。　E。　Barton，她的书的合作者，后来成为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或给巴顿当老师之前……但我还是请他来跟我共同写这本书，因为我设想的事情也该了断了。因此我们一起写，他做了很好很深入的工作。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还一起写了许多论文。
她最后到了美国，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还继奈曼之后，成为生物统计学系的系主任。1970年，她离开伯克利到加州大学的河滨（Riverside）分校创办统计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她在1977年68岁的时候“退休”，成为伯克利生物统计系很活跃的荣誉教授和研究人员。本章好多处引文出自于1988年对她的采访。她于1995年过世。
1962年，F？N？大卫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赛局、上帝与赌博》（Games，Gods，and　Gambling）。下面是她就为何写作该书所做的描述：
我年轻的时候学过希腊文……当时我有个从事考古研究的同事，当他一天到晚忙着在某个沙漠里东挖西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对考古学开始感兴趣了。不管怎么样，他曾对我说，“我在沙漠里走来走去，在地图上标示出可能有考古碎片的地方。凭这个地图我就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挖掘可能找到各种餐具的碎片。”考古学家对金银不感兴趣，只喜欢一些瓶瓶罐罐。我把他的地图拿来，仔细思考之后，发现这和我研究的德国V型轰炸机的问题很像。伦敦在这里，轰炸机的落点在另一个地方，而你想知道的是轰炸机的发射地点，这样你就可以假设一个双变量（bivariate）的正态平面，然后预测出几个主轴。这就是我由碎片图得到的灵感。问题与问题之间似乎有某种共通性，很奇妙吧？而且总共可以归纳成大约6种不同的类型。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大卫对所有这些类型的问题都有著述，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第16章　非参数方法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氰胺公司的化学家弗兰克？威尔科克森（Frank　Wilcoxon）深为一个统计问题所困扰。针对不同化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