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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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一个难题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一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一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　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一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一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你的邻人”，不要“爱你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 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　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