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丹青》第2章

临摹真自在。昆明开课后，依旧画裸体，只模特儿不易找，我们在教室内不断谈到模特儿，一位模特儿提出抗议：什么木头木头，我们也是人么。我看常书鸿作油画示范，画到细部，他用法国带回的一根黑色的杖架在画框上部作为手的依附，我初次见到这种学院派的作画方式。其时吴大羽也正在昆明，我们恳请滕校长聘回吴老师，但他口是心非，只认为常书鸿便是当今第一流画家。　  
误入艺途（2）
警报频频，昆明又非久留之地，学校迁到远郊呈贡县安江村上课。安江村很大，有好几个大庙，我们在大庙里用布帘将菩萨一遮，便又画起裸体来。七十年代我到昆明，专访了安江村，村里老人们还记得国立艺术大学的种种情况，指出滕固校长及潘天寿等教授的住址。有一位当年的女模特李嫂尚健在，我画过她，想找她聊聊，可惜当天她外出了。　滕固病逝，###委吕凤子任校长，但吕凤子在四川璧山办他的正则学校，因此艺专又迁到璧山去。吕凤子接任后的开学典礼上，他着一大袍，自称凤先生，讲演时总是凤先生说……他谈书法，举起一枝大笔，说我这笔吸了墨有二斤重……我听了心里有些反感，感到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但吕先生却对我很好，他支持创新，赞扬个性，并同意我们的请求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路费都汇去了，但吴老师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费。我即将毕业，吕先生欲留我任助教，但暑期时他卸任了，由陈之佛接任校长，吕先生写信将我推荐给陈校长，陈之佛像慈母般亲切，当即同意聘我为助教，我因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衷心感谢了他的美意。　在璧山，常见到着红衣的姑娘和儿童，那红色分外亮丽，特别美。突发灵感，我自己应做一件大红袍，天天披在身上，仿佛古代的状元郎。我已是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大都爱狂妄，校领导惹不起我们。我向同班一位较富有的女同学借钱，她问我干什么，我说要做件大红袍，她问是紫红的吗？我说是朱红的，她笑了，立刻借给我足够的钱。我飞快到布店买了布，立刻进裁缝铺量体裁衣。裁缝师傅惊讶了，男人能穿这样朱红的袍，他犹豫了，有点难色，不敢做，叫我去别家试试。我说我们下江人（四川人称长江下游上来的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男人在家乡都穿红袍，女的只穿绿色，你尽管放心做。好说歹说加上谎言，师傅勉强答应收下了。　等到取衣的日期，我像看成绩单一样早早去取，衣已成，顺利地取回宿舍，速速穿上，同室同学赞不绝口，颇有点羡慕，问共花多少钱，似乎他们也想试试。正是晚饭时候了，大家一同到饭堂，满堂波动起来，欢迎红色英雄的出场，笑声掩盖了批评声，我自己觉得好看，全不在乎谁的褒贬，那借给我钱的女同学也很得意她成功的资助。　走到街上，情况大不相同，行人大都嗤之以鼻，骂太怪异，他们本来就讨厌下江人。一个星期后，训导长找我去谈话，说璧山警报亦多，你这红袍挤在跑警报的人群里，便成了日机的目标，警察必将你抓起来，所以万万穿不得，赶快染掉。我到洗染店将红袍染成黑袍，不知是洗染技术不高明呢还是那朱红色至死挣扎，竟染成了深褐，没有色彩倾向，显得邋遢，我只好穿着那邋遢的袍度过寒冬。　一天到市郊，看到一批朱红的布从高空泻向地面，衬着其后黑色的布群，红布似奔腾的火焰。这是一家染坊，正展晒洗染了的布。染坊能染掉各种颜色，我愿朱红不被他染黑。我为我的红袍哀伤，就在当时写了一首红袍诗祭，可惜没保留底稿，更谈不上发表。红袍只生存一周，见过她的同学们也都天各一方，垂垂老矣，她早已被岁月掩于虚无中。但据说“文革”时有大字报批我这件大红袍，此事怎能流传下来，我颇好奇，哪有电脑能储存。　璧山之后迁到青木关，利用附近松林岗上的一个大碉堡作宿舍，在山下平坡上盖一批草房作教室，于是同学们每天爬山下山无数趟，体力消耗大，饭量大，偏偏饭不够吃。避免抢饭，便按桌定量配给。于是男同学拉女同学同桌，以为女的饭量小，其实未必。人饥荒，狗亦饥荒，食堂里总围着不少狗。有一位印尼华侨抓来一只小狗，弄死后利用模特儿烤火的炭盆晚上炖狗肉吃，大家吃得高兴，但教室里满是腥臭。翌晨，关良老师来上课，大家真担心，关老师却很谅解，并说广东人大都爱吃狗肉。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误入艺途（3）
我早该毕业了，因中间进了一年国画系，再回西画系便须多补一年，其实没有什么可补的，我便到北碚附近的独石桥小学代几个月课，挣点钱。小学共六七个教师，女教师都希望我给画像，我却选了一个有特色的女生给画像，用点彩派手法，画得像而美，但她一看，“哇”的叫了，说画了个大麻子！于是谁也不要我画了。当时我笑她们外行，没水平，自己尚未意识到艺术与群众因缘的大问题。一九四三年我在青木关毕业了，毕业之后由于同学王挺琦的介绍，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教素描和水彩，这是我莫大的幸运。因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相邻，我教课之暇便到中央大学旁听文、史课程，主要是法文。我将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学习法文，听大学里高、低各班法文、找个别老师补习、找天主教堂里的法国神父辅导，从旧书摊上买来破旧的法文小说，与各种译本对照着读。每读一页，不断查字典，生字之多，一如当时吃饭时捡不尽的沙子稗子。读法文，目的只一个，战后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没有钱，过浪子生活，最穷苦的生活，那么首先须通语言。　四年沙坪坝生活中主要是学习法文，并在青年宫办了第一次个展，还认识了朱碧琴，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今日白头偕老，共同携手于病的晚年。她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于中央大学和国立重庆大学附小。我觉得她平凡、善良、很美，而且是我偏爱的一种品位，令我一见钟情。我们间的感情成长缓慢，我们抛掷在鸳鸯路上的时间也不肯过分。但有一天，我向她谈了我的初恋，谈到忽然感悟到她仿佛像我初恋中女主角的形象，是偶合？是我永远着迷于一见倾心？她似乎没有表态。近晚年时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忆初恋》，情之纯真与那远逝的抗战之艰苦都令读者关怀，文章反响甚好，编者更希望我写续篇。大陆的一位编者将此文投《知音》转载，于是读者面扩大了，连初恋者本人及其家属也读到了，其女儿、女婿曾来北京相访。刚进门，其女儿一见朱碧琴，便说：真像我姨。可惜抗战期间我们都无自己的照片，逝者如斯夫不识自家面貌。我写过一篇《他和她》，详述了我们六十年来共同生活的甘苦。其中谈到我出国留学时没钱买手表，是她犹豫之后将母亲赠她的金手镯卖了换的表。八十年代初我出访印度经曼谷返国，在曼谷跟随同机返国的使馆夫人们去金店选了一个老式手镯，预备还她。最近在龙潭湖公园里，遇到一对中老年夫妇礼貌地尊称我“吴老”，我茫然，那位夫人原来是当年在曼谷帮我选手镯者，她大概读到了《他和她》，今在园中白首相遇，能无感慨，她特别要认一认朱碧琴，因我这个美术家夸奖过她美，但谁又能留住自己的青春之美呢！　朱碧琴决定与我结婚之前，她有一个顾虑。她的一位高班同学是我的同乡，其父是我父的至交，都曾在乡里当过小学校长，因之其父久知我的功课出色等经历。这回战乱时邂逅于重庆，他有心示意其女与我联姻。而我，对艺术之爱是如此任性，在恋爱问题上的选择也是唯情主义，但我对他们父女及全家都甚尊重，且不无歉意。战后，妻到我老家分娩时，其时我在巴黎，她那位高班同学还来家祝贺并备了厚礼，我们深感她气量之大。八十年代我们住劲松，收到这位心存宽厚的同学的信，她出差住北京弟弟家，想来看望我们。其时没有私人电话，联系不便，我们立即回信欢迎，等她来，并说希望小住两天。信发出，我们天天在家等，但一直音信杳无。她犹豫了？她返东北了？竟不复一字！及许多年后，她病逝了，她弟弟家才发现我们寄去的信仍遗留在抽屉内，她没有读到。　重庆大学的一次全校助教会上，校长张洪沅说：助教不是职业，只是前进道路的中转站，如不前进，便将淘汰。确乎，没有白胡子的助教。助教宿舍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