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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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柏林,时间也是七点十五分,所有的检查站都已经打开。斯塔西总部成为了一个孤岛,在海浪里颤抖不已。楼梯间的灯泡闪烁了几下才稳定下来,一张车票从撕坏的信封里滑出,落到瓦西里脚边。他之前摸到的那张厚厚的纸其实是折起来的列车时刻表,标出了从布达佩斯出发,途径维也纳和苏黎世,最终到达都灵的长途火车。这个班次不经过柏林,如果他想赶上火车,就必须在——瓦西里看了一眼手表,心里飞快地估算时间——二十分钟内离开这栋被重重围困的大楼。他再次抖了抖信封,终于摸出一张写着字的短笺。菲利克一笔一画都很清楚,像个认真勤恳的学生。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彻底消失了。”这是第一句话,没有抬头,没有客套话。“等你打开这封信——天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打开这封信,你的顽固总是超出我的想象——克格勃的猎狗应该也差不多开始搜查我的办公室了。他们会在抽屉里找到一份复印件,是你提交给西德的避难申请。现在你和我一样是个叛徒了。”
瓦西里不得不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他的手开始发抖,分不清是因为愤怒还是恐惧。他从来没有填过什么避难申请,但在克格勃眼中,这没有分别。等他们查清楚那份文件是假的之前,瓦西里恐怕早就烂在卢比扬卡监狱了。
“我会等着你,不论你以什么目的来找我——寻求复仇,履行责任,要求解释,抑或像我斗胆幻想的那样,因为爱——我都会等着。”
结束,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瓦西里继续在楼梯上呆坐了一会,翻来覆去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捡起车票,和信封一起塞进口袋里,快步跑回办公室。一种夹杂着焦虑和恐慌的紧迫感冒着泡浮起来,威胁着要将他整个淹没,要是菲利克说的是实话,那瓦西里现在的处境非常危急,克格勃随时都可能发出通缉令,又或者早就已经发出了,只是柏林混乱一片,没人来得及执行而已。
他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套干净的便服,方便他偶尔通宵的时候换,瓦西里冲进昏暗的房间里,锁上门,匆匆脱掉制服,换上黑色衬衫和西装长裤。外面很冷,他没有毛衣,但也没有办法了。瓦西里把外套从门后的钩子上扯下来,穿上,确认走廊没人才离开办公室。远处,一部电话突然开始尖叫,响了许久都没人接听。走廊拐角传来脚步声,瓦西里躲进阴影里,紧贴着墙壁,等动静消失,才静悄悄地走向楼梯。
“安德罗索夫同志?是你吗?”
瓦西里僵住了。三个穿着制服的斯塔西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认得个子最高的那个,是第二十总司的一个上尉。瓦西里下意识地把手伸向皮带,他忘了带枪,但这个动作似乎暂时把斯塔西吓住了。他们隔着这段短短的走廊对峙了一小会儿,似乎终于意识到瓦西里只是虚张声势,第二十总司的人拔腿向他冲来,“安德罗索夫同志,站在那里别动!”
瓦西里转过身,往相反方向狂奔起来。
第23章 
对一个并不打算全力往上爬的人而言,菲利克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利。1977年九月,派驻巴黎三年后,菲利克·奥尔洛夫回到了莫斯科,直接被难以捉摸的官僚主义之臂提拔了好几层楼,放到科里亚叔叔身边,充当“私人助手”。他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安静地待着,像只尽力和阴影融为一体的斑鸠,不发表意见,不表现任何倾向,但特勤处雇员对菲利克的态度还是变了,半是忌惮,半是恭敬,老猫头鹰快要退休了,谁都能看出来“助手”实际上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
军情六处让他“自行判断”和瓦西里的关系,菲利克最终决定不靠近,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若即若离。两人在菲利克回国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小宝宝的生日,尤利娅的女儿,刚满一岁。菲利克礼貌地拒绝了“来抱抱小家伙”的提议,躲到一边,看着其他人绕着婴儿打转。婴儿浑然不觉,在带花边的蓝色毯子里呼呼大睡。
瓦西里很迟才来,把一个随便用尼龙绳扎起来的礼物盒放到桌上,先吻了妹妹,拥抱了妹夫,然后弯腰吻熟睡的外甥女,把她从妹妹怀里接过来,悄声对她唱歌。直到瓦西里抬起头,目光和菲利克对上,菲利克才赫然发现自己在盯着对方看,脸上挂着没来得及藏起来的微笑。瓦西里也勾起了嘴角,但没有过来,很快移开目光,继续和尤利娅谈话。菲利克靠着墙壁,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想走过去,马上打消念头,双手放到背后,紧紧交握起来。
1977年也是属于瓦西里的好年头,反间处处长波里斯·普卡耶夫年初退休了,接替普卡耶夫的就是瓦西里的父亲,今年刚晋升上校。到菲利克回来的时候,瓦西里已经坐上了柏林办公室的第二把交椅,同时负责外派人员的反渗透调查,用克格勃的话来说,就是管理猎人的猎人,瓦西里喜欢形容自己是除草的,巡视着苏联的广袤麦田,发现野草或者看起来像野草的东西一律割掉,不问缘由。他不喜欢别人说起他父亲,坚称自己得以晋升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断然不是父荫。菲利克就没那么笃定了,凭他的履历,应该不足以让科里亚叔叔张开翅膀把他揽进怀里,要是父亲没有从中撒布人情的鱼饵,菲利克会很惊讶的。
在科里亚叔叔的暗示下,菲利克开始学英语,每周三次到一栋没有门牌号的水泥建筑里去,坐在一间通风不好的教室里。班上的人年龄参差,有刚招揽进克格勃的新毕业生,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也有四十多岁的外交官,一脸厌倦。所有人互相之间都不说话,揣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从“你的名字是?你今年几岁?”开始攀爬新语言的滑溜山路。最开始的老师是个瘦瘦小小的波兰人,用那种被烟和酒摧毁了的嘶哑嗓音解释语法。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英国人,俄语说得滴水不漏,自称是六十年代叛逃来莫斯科的,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伊斯坦布尔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听他说话就像在听电台直播。菲利克每次见到这位把领结打得一丝不苟的归化公民,就油然而生一种单方面的战友情谊。这位绅士已经走过了那条菲利克正在跋涉的险恶林间小路,虽然方向相反。他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在伦敦的某栋同样灰蒙蒙的建筑里,无名无姓,给新来的外勤上俄语课?但菲利克不是叛徒,他绝不会逃离苏联。他只是稍微折弯了规矩,救下无辜卷入冷战的人而已,这可不能算背叛。
在回家的电车上,菲利克最常做的白日梦是规划逃亡路线。要是事情真的变得糟糕透顶,他可以偷一辆车,疯狂往西开,直到没油为止,然后徒步穿过散落着集体农场的荒野。但这样太慢了,克格勃有车和军犬,不到十二小时就能把他抓回来。也许应该优先考虑夜班火车,那种带有肮脏卧铺,次晨到达列宁格勒的。这个时段,车上不管是乘务员还是旅客都疲惫不堪,而且多半都喝醉了,一门心思打瞌睡,不会注意到什么异常。不过克格勃可能在途中任何一个站截停火车,上来搜查,就算他顺利到了列宁格勒,接下来要怎么到边境去?去哪个边境?怎么过去?
莫斯科是个逃不出去的铸铁笼子。
克格勃没有派人跟踪他,至少菲利克没看见。出于这一行里人人都有的被害妄想症,他还是不停地借助商店橱窗或者路边汽车的后视镜观察街道。这里毕竟是莫斯科,他得比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更警惕。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布兰登给他的号码在脑海里翻来覆去背一遍,这个号码不会有用的,他知道,布兰登也知道,这不过是军情六处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一份纪念品,好看,百无一用。
他第二次和瓦西里见面,出乎意料地,是在楼梯上。那时候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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