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95章

我和英格兰国家队一起在国外晒着太阳，而不是回到卡灵顿，独自一个人卖力地进行单调繁重的训练。我知道那个老头儿不是很乐意我这么做。由于我担任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又多了一份额外的责任，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老头儿对这件事不是很高兴。他很可能也不满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竟然随着我—一起到了迪拜。我的想法是婚姻和父亲的身份可以让我安心，有益于我做一名好球员，但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那个老头儿一直认为家庭生活阻碍了我足球事业的发展，在我和维多利亚刚刚相识时，他就和我说过许多次了。他认为我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个障碍，不管对我还是对他而言都是如此。
我很早就觉得和他争论这个不值。和这个老头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我无法使他相信，家庭生活的美满幸福，只会使我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球员。而很明显，他的话也丝毫不能改变我对家庭的爱和珍惜，和维多利亚以及布鲁克林一起来到迪拜，对我而言很好。
埃利克松认为，如果球员有家人在身边陪伴的话，会有益处的，毕竟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是要呆在日本。我记得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制定我们的日程安排表。他坚信应当给球员一点时间让他们同伴侣以及孩子们在一起，许多国家队也是这么做的。我记得在1998年世界杯时，丹麦队住在和我们同一条路的另一个酒店里，他们的家人也是和他们住在一起。开始，埃利克松不敢肯定英格兰的球员对这件事会是什么态度，所以他问了做队长的我，先探明一下情况。在迪拜，我们早上在游泳池边将孩子们组织起来活动，晚上在一起烤肉野餐。家庭团聚一起，大家都享受了美好的时光，而同时球员们之间也更亲密了。
有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在身边，我就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全身心地投入到事关紧要的世界杯中去，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每天早上独自和英格兰队的一名叫阿兰·史密斯的理疗医生一起训练。趾骨的伤势好转较慢，我才刚刚开始能跑，我必须努力地尝试使自己尽快地恢复，我还不能参加全队每天的正常训练。在迪拜的生活很和谐：不仅有紧张的训练，还有沙滩和阳光，有家人陪伴。
然而我对自己能否在首场对瑞典的比赛中出场还心存疑虑，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而有时候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了。我十分渴望能作为队长代表英格兰队踢世界杯，为了给我和全队最大的机会，我认为我应该从第一场开始就上场踢球。甚至在我离开英格兰之前，我就尽一切可能加紧恢复的脚步。在迪拜，我的伤脚已经能负重了。但就算已经能跑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课，更别说是踢比赛了。人们可能见过我使用蹦床的照片，那时我还不能上上下下地跳，那些练习是为了让我的腿能重新掌握好平衡。我除了肌肉没有了力量，肌腱和韧带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当—只球扔向我时，我必须单腿支撑，先平衡一下，然后才能换腿。训练的下—步是把球凌空踢回去，而不仅仅是停球。每天训练结束后，理疗师都要和队医—起，坐下来谈谈这一天治疗恢复的进展情况。对每名受伤的球员，医疗小组都要这么做。然后，到了晚上，克莱恩医生都要和埃利克松见个面，告诉主教练我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我很喜欢和那些除了希望世界杯早点开始，什么也不操心的球员在一起。看到其他人如此兴奋，我也让自己对自己要做的事抱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当了队长，也许是从1998年世界杯到现在4　年的经历让我感觉老了，我因此更喜欢关注年轻一代的英格兰球员，他们对集训、新队服、器材、外界的关注和其他一切都很兴奋。但就足球而言，世界杯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期待更多的大型比赛。他们不惧怕任何事，他们很放松。这就和我们当年一样，迈克尔·欧文、盖瑞斯·索斯盖特、马丁·基翁和大卫·西曼，我们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知道世界杯是多么隆重的赛事，会有多少危急时刻等待着我们。
在迪拜的一个星期给了球员们整个赛季以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久我就道别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同全队一起东征了。世界杯本身会有许多行程，不适合我们的家人。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基地在日本，但我们先在韩国逗留了一下，准备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我们人住了酒店，你可以从球员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情绪的变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踢世界杯的地方。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西归浦只和韩国队踢成了1　比1　平。我们试验了一些新的战术，没有人能很快适应，但很明显，韩国人踢得不错，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我甚至还没有接近比赛的状态要求，真是令人自惭和着急，因为离第一场正式比赛只有11天了。
埃利克松任命荷兰人理查德·史密斯为4　名随队去日本的按摩师之一，有人在理查德的门上贴了张卡片，上面写着“痛苦之家”。
这话说得不错。理查德对你的伤处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描述不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他的按摩解除了你全身由里到外的不适。多谢理查德，他让我最终能上场比赛。不久之后，他对迈克尔·欧文的腹股沟的伤处也进行了按摩，使欧文在第二天对巴西队的比赛时能上场并进了一球。
我们的另一场热身赛是周日在日本踢的，对手是喀麦隆队。尽管我还不能上场踢球，但医疗组认为我需要一点与小伙子们一起投入比赛的刺激，于是我带队进行了热身运动。这是一场非常和气的比赛，球员们因为显然的理由都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最终的比分为2　比2。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处在了恢复期的最低谷。就在我受伤后不久，英格兰队在安菲尔德球场与巴拉圭队踢了场友谊赛，球队在柴郡的一个酒店集合，埃利克松也邀请了我。他想让我也成为集训队的一员，因为他坚信我会到日本踢世界杯的。我在那里吃了晚餐。能见到其他队友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借助拐杖活动。第二天早晨，全队出去训练了，而我独自一人待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沮丧极了，如果我连看他们训练都没法办到，那更别提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而现在，我就在场边，和他们的距离伸手可及。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的那些远离恢复训练的日子能有回报吗？或者，那些日子是我不敢想像却又不得不亲自面对的、令人绝望的？
对瑞典的揭幕战只有一星期了，埃利克松没有催促我，他想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不能为此影响全队其他人的训练。如果你伤期很长，医生会按周给你目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疗程的进展，确认你是在逐步地恢复，从跑步到扭腰，到转身，到最后全力地踢球。这样就能使球员不会因为目标太高太远而失望。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秘密就在于每天都全神贯注在你做的事上。而现在，我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我在周末能参加一场激烈的比赛吗？埃利克松和我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这几天我还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踢比赛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医疗组对我的脚很有信心，但却不能保证我全部的竞技状态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没踢球了。我们决定由主教练来定夺。星期三到了，这是他允许我不参加合练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知道，如果有可能，英格兰队也希望的话，埃利克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他知道，我不会这么远过来，又这么辛苦地练习，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的。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也肯定我能行。早饭以后，埃利克松问我：“你全好了吗？”
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
“好的，让我们好好干。”
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