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金山》第73章

“朱书记，好事成双！”朱有才刚缓了缓劲，刘亚玲又端着酒杯笑吟吟站起来。
“还……还喝啊！我……我不行了。”望着“甜蜜蜜”的刘亚玲，朱有才酒不醉人人自醉。
“朱书记，男人不能讲‘不行’，女人不能讲‘随便’。更何况在我们金箔酒楼有三句话：为了金箔，不得不喝；为了领导，喝死拉倒；为了金东，不喝不中。”刘亚玲一套又一套，朱有才没办法，只好又干了一杯。
“朱书记，我也敬你一杯。”金箔酒楼新来的副经理唐超也端起酒杯站起来。唐超从上海大饭店实习才回来，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
“你不行，要喝你干一大杯！”旁边的陪客们嚷起来，唐超没办法，只得端起面前的三两大杯，咬着牙、憋着气干了个底朝天。
“不错，小唐是块料子！”朱有才笑了笑，端起面前的小酒杯抿了抿唇又放下。
唐超知道朱书记已“意思过了”，只是心里实在不平。坐下来后，他偷偷问林萍，“林总，这男人也太不值钱了，刚才敬酒，她们几个女的喝一小口，朱书记喝一大口；我敬酒，喝了一大杯，朱书记才沾了沾唇，真是……”
林萍捂着嘴笑起来：“你忘啦，何厂长不早就说过吗，你政治上没有权力，经济上没有威力，性别上没有魅力，鬼跟你喝啊！”
唐超端着杯子摇摇头，叹了口气，只好作罢。
一顿饭吃了两个小时，尽管白天有许多不快，但这顿饭吃得开心、尽心、有档次、有面子，此时朱有才的心情已好了很多。
法庭受训记（1）
何大福不惜得罪县委书记、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坚持不同意给花圃帮助办厂，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他曾吃过乡镇企业的大亏，犹如被毒蝎蜇过，令他永生难忘。
原来，由于企业效益显著、知名度高，金箔厂已成为金东县有名的利税大户。当地各类银行均声称，在金东只要有金箔厂担保，贷款无论多少都可以。尽管金箔厂在这十多年中严格控制担保，也曾多次拒绝许多外单位贷款担保的请求。但金箔厂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难以摆脱各种麻烦。十几年来，金箔厂所在地金东县龙湖、开化、上塘三个乡镇累计请求金箔厂担保数额有1300多万元人民币，金箔厂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盖上了担保的大红章。谁知这三个乡镇均无力和无意偿还。银行抱不住冬瓜抱瓠子，面对乡镇企业的赖账无可奈何，却把眼光盯在了金箔厂身上，咬住不放，非要金箔厂承担责任。交通银行给龙湖、上塘两乡镇的贷款已对簿公堂，法院查封了金箔厂账号。而这三个乡当时出面请求贷款担保的主要领导，如今屁股一拍，易地升了官或仍在原地当官，金箔厂却成了难以逃脱责任的债务人，何大福也被“请”上了被告席。
1987年，开化镇计划上一条压延铝箔生产线，此计划已经在当地政府批准立项，金陵市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已落实贷款指标。后经反复调研分析，有许多行家提醒，认为该项目虽好，但设备工艺落后，技术力量跟不上，地方财力也有限，上此项目要慎重。但当时的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开化镇领导头脑已发热，强行威逼上此项目，但银行不同意贷款给该乡，提出有一家好企业出来担保才可以。县领导又反过来做金箔厂工作，要金箔厂出面贷款，再转给开化使用。金箔厂不放心，要求县领导出面，盖上县财政大印，县领导说开化还不出，由县财政还，结果300万元贷款项目从1987年12月在开化运行，到1997年12月底，一直没有效益，仍有220万元贷款无法偿还。责任又全部落到了金箔厂身上。当时开化负责此项目出面找金箔厂担保的当事人，不久荣任县里领导，再也没有还款的负担。
1993年5月，“板鸭之乡”龙湖镇的板鸭集团本来搞鸭子好好的，上级却要他们开发“新产品”，于是板鸭集团刘老板在县交行行长的引荐下找到了一个“好产品”：化工“###酸”，需要贷款220万元，金陵交行金东分行说只要金箔厂担保就行。于是分行行长亲自带着刘老板找到何大福，苦口婆心地劝说何大福，银行行长也说板鸭集团信誉好，担保只是个形式，不会出事。金箔厂见银行行长出了面，实在推诿不了，便盖上了担保大印。结果，板鸭集团赖账，这笔账又落在金箔厂头上，银行几乎年年找金箔厂麻烦，最近冻结了金箔厂400多万元资金。而板鸭集团刘老板摇身一变，因“政绩突出”，成了一名镇领导，还钱已不是他的事了。
1993年6月，金东县上塘乡与外商合资成立了一个“上申化纤”公司。当时任上塘乡党委书记的侯广达凭着多年的关系网，在金陵交行贷款80万美金，期限是两年。侯广达好话说尽，请求金箔厂给予担保。何大福凭着多年与这位书记的“友谊”，加上那位书记信誓旦旦的游说，并且因为乡政府又写了到期不还与金箔厂无关的反担保证明，金箔厂终于又盖了担保的大章。谁知，贷款到期后，上塘有钱不还，到处修路盖房做好事，结果还有54万美元未还，加上利息合计万美元，又成了金箔厂的债务。后来外商跑得无影无踪，“上申化纤”关门停产，市交行多资催款无果，只得上法庭，法院依据《　担保法　》查封了金箔厂两个账户。而当年以此项目为荣、花钱潇洒的乡党委书记，摇身一变成了金东县总工会主席，再也没有还款的忧虑了。
法庭受训记（2）
贷款的人，花钱的时候潇洒自如；到了还钱的时候，死拖活赖、屁股一拍、易地当官升官。担保的人，糊涂盖章引得横祸飞来，现在坐吃官司，替人受过，自吞黄连，有苦难诉，有怨难申。1999年9月7日，何大福接连收到两张法院传票，并且由法官亲自送达，要他亲自签收。传票要求他必须于9月10日到市法院出庭接受审判。替人受过的何大福苦笑着说：“我当了十五年厂长经理，从未违法上法庭。贷款的钱一分都不是自己花的，有的连人家一顿饭也没吃过，现在人家花钱我受过，这个理对谁讲啊？！”
1999年9月10日下午2时，是何大福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他老老实实、端端正正地坐在金陵市中级法院第一审判庭台下的椅子上，参加金陵市“全市法院执行教育大会”。他是作为被告由法院传票强制必须到会的典型法人代表之一。他原计划到湖南出差，因吃官司只得作罢了。
会议一开始，市法院副院长高平宣读###中央11号文件，主要内容就是支持法院独立执法，严禁地方保护，彻底解决“三赖”执行难的问题。接着，市法院常务副院长吕立新讲话：必须用法律手段，坚决打击少数躲账赖账、转移资产的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
何大福坐在台下，脸红心热。他是以“赖账者”的身份坐在台下的，昔日的风光一扫而空，他无法讲出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看看周围四五百号“同类”人，他的表情有些“痴呆”。
接着，四个区法官当场对十七名躲账、赖账、转移资产的人宣布刑事拘留，将他们带上手铐，由法警押出会场。这其中有九名是法人代表，何大福看到里面有几个还真像自己。
大会以后，何大福被宣布不得离场。过了一会儿，由女法官吴宏带至二楼一个大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内。刚坐下，女法官就冲着他说：“你是何大福？你公司与金陵市交行一笔官司，法院裁决了两年，你们至今不执行，光这一点，今天就完全可以拘留你。考虑到你们金箔厂名气大，你本人是人大代表，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态度。但是，今天，你不还钱，肯定是走不了……”女法官声色俱厉，容不得何大福说一声“冤枉”。站在一旁的法庭庭长，还有两三名法官不时插上一两句，归纳起来是一句话：现在是执行阶段，不还钱，出不了大门！
屋子太小，十来个平方米，空调又没开，屋里还有其他欠债不还的，比较拥挤，法官与何大福都汗如雨淋。何大福身上带的一条湿纸毛巾擦得只剩下渣渣也无济于事。等法官讲得差不多了，何大福也讲了不少“废话”，诸如：“这些钱你们知道，我们是冤枉的，一分钱都不是金箔厂贷的，我们不仅没花过一分钱，连一顿饭也没吃过人家的，只是替人家担保……”之类，结果得到的回答都是：没用。担保和贷款承担同等的法律责任。今天不表态还钱，不准出门。
自始至终跟着何大福受“训”的金箔厂法制办副主任王大章见状，急忙向常务副厂长俞芳报告，俞芳急忙又向县里几个领导求救，得到的回答是，谁也救不了！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