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14章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婴儿，六十年后，变成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六十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22，魔鬼山上
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