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第44章

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
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
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
回到伦敦，在圆神出版社社长简志忠的一通长途电话中同时获知了两
个好消息：一个是《野火集》结集出版后意外地也是意中地畅销，另一个是
应台生了一个儿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两打最新鲜的玫瑰花给应台，以
表达—个远方的朋友的祝贺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隐地的来信，他提议我们时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
出一本选集，其中有席慕蓉、张晓风、爱亚、楚戈、蒋勋、隐地自己，当然
也有龙应台。书名是《希望有一条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小说和小说
作家的诗。
今夏我又告别了对我来说越来越感到冷漠的英伦，回到了热切渴望着
的台北。圆神的简志忠说好要来机场接我，但一下飞机赫然发现除了志忠外，
还有同坐一条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
过他们热情的臂膀在欢迎我。
应台是我走出机场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远远见她走过来，发现她
又恢复了原来窈窕的身材，亲切热情如故。我说：“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龙
年，不但出了两本龙书，而且生了一个龙子！”她笑得很开心。但是，她就
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银行的聘约，不久他们全家都要迁居瑞士。那
时候距离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却远离了这两三年来她为之掬心绞脑的
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觉到一种凄怆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台北
救赎
马以工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
示，他要请三桌素席。
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荡荡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
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
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
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
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
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
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
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
※※※
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
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
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
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
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
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
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斗鱼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开始在时报“人间”副刊
上，写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年半后的中
国人，很多人真的生气了。特别是环境问题从核能电厂失火、牡蛎、文蛤被
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气的大题目。台中大里乡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长
期忍受三晃农药厂排放出来的毒气，自组了“公害防治协会”。鹿港有十万
零六千人签名连署，拒绝杜邦化工设二氧化钛厂。到车诺比尔核电厂发生熔
炉意外，反对再兴建核四厂的声音升至最高。
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
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
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
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
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
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
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
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
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洞而
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
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
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
一种反效果。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觉得自己像斗
鱼，也许是好斗成性使我们仍坚持立场，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恶如仇外，一
定还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鱼之外，一定应该还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标。
龙年我也尝试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呢？我把龙应台
为《烟幕》所写的序文再拿出来看，前半部是一个六岁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
事，一开始拉吉夫已经被永备化工的氰酸毒气毒死，他身为洗槽工人的父亲，
在泄气的当时，已先拉吉夫而亡。这样的故事与相同的感动，我曾在读《野
火集》时感受到，特别是读到《不会“闹事”的一代》。这篇文章刊出时，
我并不在台湾，几乎是同时，我也经历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引述自《纽约客》
上的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则发生在旧金山，站在渔夫码头附近的戏院前，挣扎着该不
该进去看那部叫《龙年》的电影，看看电影的海报，中国人的形象已经有改
善，不再是福满州或陈查礼之类的妖怪，然而骨子中应该仍是一部辱华电影，
脑中闪过的是昨天电视新闻，此间华人抗议的画面，不看是敌忾同仇，看呢？
回台湾后多一个吹牛话题，因为台湾势必是会被禁演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不
看。
我很庆幸我的决定，而后我看到《不会“闹事”的一代》时，激动地
流下了眼泪，有学生一次又一次花钱买票进场去抗议，在纽约抗议南非的种
族歧视，一次又一次被观众嘘，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结尾最为感人：“观
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
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
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
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
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
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
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
了起来；她全身在颤抖。”虽然龙应台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会
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则而反对这些学生强迫向别人推销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
可以做出这样行为的人，至少先具备了关心此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
勇气。不然他们大可拿这买票的五块钱去溜冰或吃掉。
现在想来这一番文字用来形容龙应台也是颇为恰当，她关心世界，有
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否则她一定是吃撑了，她何不挟着她现有的优
越条件，和和稀泥在纽约安享荣华富贵。
一九八四我也曾经问过她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她并没有正面的回答，
只是说，有些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
一天，这些东西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势浩大。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知识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惧，很可能都
是不愿意生活在如欧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龙应台写下了《欧
威尔的台湾？》期盼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对事实的勇气。
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没有刊登过的文章，显然现实与她所期盼的理想
之间，还是有距离，这个距离本质上即是一种危机。
生态学上一个故事，正可以来说明这种危机：假设布袋莲生长的速度
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会在三十天内长满。那么在第什五天时，布袋莲
还只占了整个池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