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94章

的不满和反对。格林科还交待他与博洛京、泽连斯基等在国内商　业贸易中进行破坏活动，通过向欠收地区大量提供商品而向丰收地区提供少　量商品的办法，制造商品供需的矛盾，引起人民的不满。这样，似乎几个小　小的管理财政和商业的官员变成了苏联国内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 接着，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受到讯问。他对克列斯廷斯基的所谓罪　行的肯定再次遭到克列斯廷斯基的反驳，李可夫被捕前情绪极度沮丧，由于　当时过度的饮酒和监狱中受到的压抑，他在法庭上说话时语无伦次，常常不　由自主地嘿嘿发笑。 格林科：我是从李可夫那里得知雅哥达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不过我与雅　哥达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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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转向法官）能允许我询问李可夫吗？被告李可夫，关于这一点，　您曾与格林科谈过吗？ 李：我无法确切回忆，不过我不能排除这个事实。 维：就是说，您谈过雅哥达参加的事情啦？ 李：是的。 接着，维辛斯基询问被告关于破坏活动的问题。 维：被告李可夫，您承认与格林科谈过破坏活动的问题吗？ 李：我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我对此否认，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想减轻　自己的罪过。我干过许多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　（13） 李可夫和布哈林在整个审讯期间，包括在接受公开审讯时，都采取了抽　象承认罪行而具体否认罪行的态度。他们承认组织了非法组织并给这个组织　规定了恐怖的方针。他们表示对本组织中所有人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负　责，但否认他们本人知道和参与某项具体活动。这是他们长期遭受高压和包　括使用人质在内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 3　月2　日的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切尔诺夫。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尔诺夫1891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捷齐　诺村一个农民家庭。俄罗斯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1920年入党。 1909—1918年，切尔诺夫是孟什维克党党员。1918—1920年是社会民主　党国际主义者。1920—1923年是俄共　（布）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省委委　员。曾任该省省监察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俄共　（布）省委书记、省执行委　员会主席。1923年　7　月被派到顿巴斯主持党的工作。1925—1928年任乌克兰　国内贸易人民委员。1930年调到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从　1934　年　4　月　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1937年　10　月　30　日，因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予以解职，随即　被捕。联共　（布）中央12月全会撤销其中央委员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 切尔诺夫像斯大林和米高扬一样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他和被告沙兰戈维　奇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执行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破坏农业的任务。他们两人　都曾经奉中央之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1929　—1930年，切尔诺夫到乌克兰搞过粮食征集工作。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他　实际上是从农民的口中夺取粮食，并为此使用过暴力手段。后来他担任苏联　农业人民委员。他虽然坚决地执行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但在集体化过　程中看到农民宁肯大量宰杀牲畜吃掉也不愿交给集体农庄的情况，曾对集体　化政策发过怨言。这样的事被人反映到中央，成了他挨整的原因之一。沙兰　戈维奇与他的情况类似，在担任白俄罗斯中央书记期间，使用过暴力手段强　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关于切尔诺夫对强制集体化不满的说法并非诬告。切尔诺夫当上农业人　民委员后，确实主张改正强制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对农民实行宽　松政策。1935年2　月，他在向全国先进农庄庄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　中谈到了宅旁地的问题，主张正确对待自留地问题。他说：　“这里可能有两　种极端的方式：一种是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地，另一种是给予庄员这样　多的宅旁地，以致庄员要耕种它就要用去一半多的时间，这样便使他不能在　集体农庄的社会化生产中踏实地劳动。两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　必须寻求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将首先有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同时又能满　足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　（14）当时，农村中推行的是全盘集体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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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留什么宅旁地。比较富裕的农户，甚至不大富裕但房屋住得较好或留　有较多一点家畜的农户，都可能被划入　“富农”的圈子。农民根本不敢要求　宅旁地。切尔诺夫作为人民委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了代表们　的欢迎。同时，他在私下谈话中，还讨论了　“驱赶”农民入社、流放本人参　加劳动的富农等错误做法。 瓦西里·福米奇·沙兰戈维奇1897年3　月4　日出生于维连斯克省科恰内　村一个农民家庭。白俄罗斯人，受过初等教育。1917年　12月入党。 1910—1917年，他是一名钳工，在铁路上任助理机械师。他参加过十月　革命和国内战争。1919　年　12　月，他受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　（布）中央　委员会的派遣，到波兰军队占领的明斯克省从事地下工作。1920年被占领当　局逮捕后判处死刑，后改为　10　年苦役。1921　年被苏联政府交换回国。1921　—1923年，沙兰戈维奇任白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3—1926　年任白俄罗斯工会委员会责任书记，1926—1930年在西伯利亚担任工会和党　的领导工作，曾任伊尔库茨克区党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白俄罗斯党　中央第二书记，党的十七大后，任联共　（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兼任　中央监委哈萨克斯坦和哈尔科夫州特别委员。1937年　3　月　18　日担任白俄罗　斯党中央第一书记。仅4　个月后，即　1937年　7　月29　日，就被作为“右派—　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而予以撤职，随即被捕。 把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这样的干部整掉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排除　掉可能对中央政策有意见的异己势力，二是让他们充当中央错误的农业政策　的替罪羊，收到开脱罪责和转嫁人民的不满两种效果。寻找替罪羊的方法是　不思改过的专制统治者通常使用的一种政治统治手段。在当时的苏联，这种　手段屡试不鲜。1928　年和　1930　年，公开审判的　“沙赫塔案件”和“工业党　案件”就是嫁祸于人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批优秀的工程人员和著名　学者的所谓破坏，成了工业建设不景气和问题成堆的原因。1932—1933年苏　联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由此而产生的震惊全国的大饥荒，使全国饿　死至少二三百万人，其主要原因就是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错误政　策，根本不是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而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的人的错误。这是苏　联人民尽人皆知的。当时，苏联报刊把外国报刊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一律愤怒　地斥之为诬蔑，因为只有苏联才能使劳动人民充分享受劳动的成果。可是，　无论怎么武断的和大规模的宣传，也无法使人民忘怀那忍饥挨饿的年月，忘　怀亲人、邻居和朋友成群地饿死的惨景，当然也无法使人民忘记引起饥荒的　原因。但是，莫斯科公开审判给了某些人一个推卸责任和挽回影响的机会。　如果说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他们还没有想到利用这种机会的话，那　么第二和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他们想到了并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要　让反对派领袖们亲口承认这个罪责，具体叙述一下他们是怎样大量毁灭粮　食、滥杀牲口、破坏工业和商业。然后，将他们的供词赫然醒目地刊登在各　种报刊上，向人们灌输，使人们相信。你们看，反对派领袖自己承认了，而　且很具体，难道这还不是真的吗？可是，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都不是老布　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甚至可以说没有资格参加反对派。他们是国　内战争结束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　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的围剿。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能妨碍审判的组织　者把他们打成以反对派领袖为首的阴谋集团成员，虽然做起来有点牵强。他　们在秘密审讯中被治服了，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他们宣布自己实际上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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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比公开的反对派更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