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53章

份工作，一份合同甚至一笔现金收买。假如不能收买呢？那好，我们的国家的确是个危险之地。经常有说话耿直的人死在这里，而凶手很少得到应有的惩罚。世界媒体报道得够清楚了，有外国援建工人遭到绑架，虽然这样的事不多，但还是很不幸地发生了。这些人只是来帮我们的，可当我看到他们为了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祖国而倒下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而媒体没有提到的是阿富汗人被频频绑架的事实。每一个有钱的商人都知道经常会有人遭到绑架被勒索赎金，即使小孩也不能幸免，因为绑匪企图索要他们父母的钱。大多数在塔利班倒台后回来的阿富汗商人因为这些原因又离开了，他们大多拥有双重护照，不是去欧洲就是去美国，由此使得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外流。
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在议会系统内工作的人，不因恰当的理由做恰当的事，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我脑子里的恰当理由很清晰——　一个人唯有真正想为公众服务的时候才可以担任公职。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能这么思考，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成的。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富汗的上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也能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合同也会签给那些能够提供优质服务而不是大肆行贿的承包商；警察和军队也会忠于制服，忠于制服所代表的国家，而不是为腐败的上司卖命；地方官吏也会勤勉诚实地收取税收和关税，并将其如实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反过来也会确保将这些钱花到各个部门和政治家们指定的工程上去，花得精明，花得有效；政治家们会听从选民的意见和诉求。
我并不想在政治上表现得那么天真。所有的政府都有问题，但好的政府有一套优良的改进机制，这就需要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能够以诚实坦率的态度自由地调查呈报相关问题，也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这个制度不受任何影响独立行动，有决心遏制任何腐败势力。还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警力，这支警察队伍既有严惩小偷小摸的能力，也有敢于调查任何级别的刑事犯罪的决心，无论当事人是谁，有多大的权力。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贪腐印象指数报告中，阿富汗排在前三名。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
那么这样的政府该从何做起？我认为一个机制健全的政府必须从良好的议会反对制度开始，唯有产生了听从民意并代表民众、诚实正直行事的政治意愿，阿富汗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也是经过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交流之后形成的观点。许多阿富汗人已经失去了希望，有没有一个诚实的政府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他们真的应该得到更多。
30年来，阿富汗受够了垃圾政治，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毛病丛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上营养不良，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抑制。不过，这一现象正开始发生改变。我有好几名同事就能认真听取选民的意见，诚实正直地办事。正因如此，他们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
阿富汗的民主能否成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教育。所有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均必须接受适当的、经济上可以承受得起的教育。这不仅是为他们的未来着想，也是为阿富汗的未来做出正确抉择而准备。第二个因素是安全。阿富汗必须构建一个法律和秩序体系，唯有如此，普通的阿富汗家庭才能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当选举开始后，民众应该在选举的过程中和在得知选举结果是否算数的过程中都能获得一种安全感。阿富汗大多数人希望有选举领导人的权利，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由公平的选举的意义。
如果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成立了，那么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方方面面，包括安全保卫力量，将会成为稳定、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的主心骨。这个问题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先有安全才有好政府还是先有好政府才带来安全？或许两者都对吧。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世界几大国正在讨论从阿富汗撤军的事宜。依我看，他们是计划在任务没完成，战争和冲突仍然在重创我们家园的时候撤出。这里的冲突随时有可能升级为国际性的大规模冲突。马苏德将军曾经向西方警告说，恐怖主义会蔓延至他们的国土，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可能性都要大。除非我们国际上的朋友开始在更广泛的区域内采取措施解决塔利班问题，不然这个威胁依旧存在。
最近有许多关于塔利班与政府和解或者被政府招安的谈判，这一进程主要由国际社会主导，目的是为了尽快撤出地面部队。但这样做是大错特错。这其实仅仅是个短视的处理方法，根本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是把问题搁在一边，将来有一天它一旦爆发，后果将更严重。
塔利班为自己辩护称，他们保守的伊斯兰思想是阿富汗需要的唯一的统治方式，仅仅凭他们自己就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稳定。但现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他们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极大地压迫了至少一半的人口，而且他们对安全和公正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期望大相径庭。民众需要被赋予政治表达的权利吗？我认为，在我所信奉的民主制度中，人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这正是题中要义：政治就是要谈判、理论、劝说。很难想象，在塔利班的议会里，他们会坐在像我一样的女议员身边共商国是。
塔利班一直费尽心思采取各种手段想谋杀我。其实不只是我，他们还企图谋杀许许多多的阿富汗人，包括知识分子、记者、反对者等。塔利班像是理解民主、尊重民主的人吗？我实在怀疑。他们真的愿意与那些不认同其理想的人分享政权吗？他们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辩论，试图达成共识吗？他们会支持新的立法制度，支持由我和其他女议员提出的观点吗？答案均是否定的。国际社会竟然认为以上假设都是可能的，这未免太天真。这几年来，为了支持和促进阿富汗女性的整体进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让塔利班势力重返政府，这些成果将全部化为乌有。
在喀布尔市中心开车，每当看到小女孩们穿着黑色的夏尔瓦克米兹学校制服，戴着白色头巾，我就会不由地绽放出微笑。在过去10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女孩，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女儿，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不仅为她们的未来开启了一扇大门，也能够改善她们未来家庭的经济，促进她们家人的身体健康。这反过来也能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如果让塔利班回来执政，这些小女孩将只能被迫回到家里去，穿着蒙面长袍，生活在一系列古怪的法律规章之下，所享受的权利比狗还少，我们的民族又将坠入黑暗的深渊。允许出现这样的状况便是最大的背叛。
2010年10月，我再次当选副议长，开始了议会中的第二次任期。我没有让选民失望，而且，尽管欺诈行为盛行，我的一些竞争对手还在选举中作弊，但我的选票比第一次还要多。
我还欣喜地看到，我的姐姐甘迪古儿（家人称她为马里亚姆）也当选为女议员。当年游击队员来我家搜父亲的武器，母亲誓死不说，后来他们就毒打马里亚姆。她目不识丁，小时候没上过学。但是，结婚生子之后，她看到我接受教育后取得的成就，大受鼓舞。她也想为国家服务，想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于是就下决心自学。她开始去上夜校，学习电脑，几年后毕业了，还获得了大学文凭。她现在也像我一样，是个议员，也是库菲家族中刚刚步入政界的一名成员。我为她的成就深感骄傲，相信她一定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选举期间，针对我的威胁比以往更多了：枪手追踪我的车子，在我常走的路边埋炸弹，威胁我，绑架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在选举的某一天，有两个人被拘。他们承认计划绑架我到另一个区，然后杀死我。他们中的一人与一名政治家有来往，是那名政治家的亲戚。这个亲戚马上被释放，而另一个至今还在坐牢。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承认犯了罪却没有遭到控告，还得以释放。我只能说，直言不讳，仅仅依靠国家的安保力量是远远无法满足我的个人安全需要的。我常常分辨不清谁是暗杀我的潜在凶手，因为他们有可能穿着平民衣服，也可能穿着官方制服。好几次，在喀布尔，特工人员无缘无故示意我把车停到路边，对我进行恐吓。如今这已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想说自己习惯了，没有人会习惯这样的威胁，但我已经学会忍受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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