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陆天各一方:南渡北归·离别》第44章

行动，那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而深深的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象，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15＇
告别清华园（5）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亡存绝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忘却。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抢救”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驾上飞机”的妄语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伪不但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建联大或无可能”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　＇16＇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
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说：1948年12月上旬，陈雪屏从南京到了北平。陈本来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南京认为他有一套对付青年的办法，把他调去当了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抵北平时，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陈于匆忙中召集梅贻琦等清华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云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等等。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　。　＇17＇冯友兰听罢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二人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就在陈雪屏抵平促梅贻琦南飞的空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暂代其职），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但有点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说法，当时清华园内师生之间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时，陈寅恪答道　“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又说：“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　＇18＇此时，梅贻琦正在城中，开始紧张地把清华重要账册、文件移存北平城内提前预设的一个保管小组管理，并作流亡准备。
通过对上述回忆文章的梳理、对照、鉴别，结合当时的情势和其他旁证，梅贻琦出走的历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断：梅离平南飞是自觉自愿的，无人对其施压或胁迫，走前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有过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同时对陈寅恪出走产生了一定影响。梅离开清华园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进城后住北京饭店，开始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等人商讨乘机离平的具体事宜。大约在城内逗留了一个星期，21日中午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教授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南京。整个过程用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的话说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疑的。”＇19＇
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梅贻琦尚未离开清华校园，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R＇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乘机飞离北平赴南京，进入溃退中的国民党中枢，未久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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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出走内幕（1）
既然此前梅贻琦曾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呢？
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明白。如前文所述，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起来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20＇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21＇这个话是梅贻琦于什么时间、对谁说的，至今尚没有落实，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听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梅的出走与陈寅恪大体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事实上梅师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