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44章

培训班上，大队副主任老周作总结，他引火烧身，亮了自己的错误：不经请示，私用大队小船捞木头。表示所捞木头全部归集体。
老吴副队长一开始对这次要处理木头的事也来火。在地里干活时，他黑着脸，嘴伸得老长地叫着：“要抗就抗到底，我才不怕呢！”
大家知道他就是嘴头硬。有人戏弄他，拉起山东腔唱着调：“老吴――上面蚊子咬，下面瞎虻叮，这活怎么干哪！”大家全都大笑。
老吴偷偷地也忍不住笑。一会儿，他把脸一板，忘记了刚才“抗到底”的话，以一个队长的身份，大声向年轻人喝道：“快点干！别浪荡！”
但老吴看到大队副主任老周也自我检查，木头归公了，知道自己也抗不下去，就去屋后，扒开藏在草中的木头，让工作队查看。
他老婆为此还和他吵了起来。
我们生产队一共查出木头近五十根。
大队这时要派我出去搞外调，我心中暗喜：好脱离难点了！
但生产队坚决不肯放。王队长和老吴队长还一起来向我打招呼，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并和我一起商量社员捞的这些木头怎么处理。
我知道，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社员捞的近五十根木头，社员正顶得嗷嗷叫，他们不敢得罪社员，希望我能挡在前面，事情就算闹大了，我也是要走的人，不会留下后遗症。
92、平息矛盾　＇本章字数：13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5　13：49：53。0＇
我被顶在了杠头上。
晚上，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工作队会后把捞木头的社员都留下谈话。
曹士英和杜义田情绪很大，对工作队处理木头的决议不满。刚刚毕业回队干活的小乐说：“让我们挣工分？光挣工分能盖得起房子吗？”
曹士英干脆一口一个“操”字，把工作队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把手一指我说：“连你也算在内！”好在还算口下留情吧，没骂娘。
旁边的杜义田、小牛等人一听都笑了，笑这小子二百五，连工作队也敢骂，爽；笑这小子有点孬种，不敢骂上海知青，臭！
不过这一笑，把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轮到杜义田表态时，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要是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我也没意见。”
工作队挨了骂，此时忍无可忍，与这些捞木头的农民争了起来，让他们几个“要老实一点”呀什么的，弄得很僵。
我知道肯定是这么个对立的场面
会前我就向工作队建议过，先个别做工作。但工作队批评我做事怎么婆婆妈妈的。
没办法，只好陪工作队一起和农民谈话吧，但我提醒自己，注意口气，不要对立。
看工作队和农民越吵越凶，我也插不上话，就走出房间，细细地在心里分析这件事。
我认为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使“木头处理”陷入被动。
我让李晶霞出来，去劝工作队结束这次谈话。
李晶霞一会儿跑出来对我说：“工作队坚持一定要谈下去。”
屋里面的吵嚷声更大了，无法收场。我不得不再回到屋里，对大家说：“既然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那队里明天会拿出具体的没收意见，今天先谈到这里吧。”
大家这才悻悻然散去。
天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去找王队长和老吴副队长商量意见。
两个队长也都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根据老乡家房子的不同情况，采取收、留两种方案：房子很好不用维修的，木头收归队里，但发放打捞费；房子破了需要维修的，留下木头，但收一定的木料费。”
我补充说：“这两种方案也可以让社员自己选择。总之，不要与社员对立起来。”
王队长说：“这敢情好，但工作队已经宣布全部没收了，还能改吗？”
老吴副队长也说：“就是，这上面的决议，怎么能改呢？”
我说：“工作队只提到要队里没收，但没提队里具体怎么没收，我们要想一个可以操作的办法。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人提出来，然后去粗存精的？不管什么事，队里总得充分发表个意见吧？行不行再说。”
没想到，其它几个生产队也都发生了捞木头老乡与工作队吵架的情况，他们正在连夜讨论如何调整策略。在听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后，他们第二天早上通知我：同意这个方案。
第二天夜班打场前，再次召开社员大会。
会议由我主持，公布了这一处理决定。
捞木头的社员那天大都打捞了三四根木头，生产队只收一二根。
收上来的，发给打捞费，留下的，扣一点木料费，大家听了也没什么意见。
曹士英、小乐对这样的结果很高兴，还当场检查了自己那天的态度。
杜义田那天捞得最多，共八根木头，生产队决定给他家留三根，收了五根。
他听后倒在会议室后边的草堆上睡觉去了。说实在的，留给他家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他捞得多，被收的也多些。
只是算给他的打捞费毕竟抵不上那些木头的价值，他想不通，“呼”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震醒了几个开会时打瞌睡的老乡。
大局已定，形势已稳，剩下他一个人有意见，也闹不起来，只好这样了。
木头风波终于告一段落。
“一打三反”也没什么好继续搞下去的内容，工作队要撤了，老邵也要调回上海，生产队几个当地干部虽然情绪低落，但对我说：“还是你们上海知青招数多，也敢说话呀。”
93、送插队干部　＇本章字数：12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6　10：55：24。0＇
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调回上海的插队干部取打包裹的草绳。
三队插队干部老田与我一起去，他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
好不容易到了松树沟，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
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叫去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
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那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
天飘起了雨点，老田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挥泪作别呢！”迎着细雨，一路上几位老头笑声不断。
我的心情却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蒙着一层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我们叫它“棺材船”。
当苏联一艘客船与我们交会而过时，他们欢呼起来，招手挥帽，满脸笑容。我们一船的人，全都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最有意思的是，当一艘小游艇从我们船边飞驰而过，船上一对苏联中年夫妻，女的把手中的拖把扔给丈夫，摘下脖子上的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