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90章

水渠把流淌着的水，缓缓分流到筑起了稻埂的田地里。
1977年春，江边提水站引水成功，我们在北面沙土地上种了240亩水稻。
往年干旱的沙土地，此时盈满了水，就像一块一块彩色的玻璃，映着太阳、蓝天、白云、树林和拉水耙的人。
第一次在北面种水稻，感到比在西边种水稻舒服好多。
西边的黑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水稻地头尽是湿地，就连地营子里也湿乎乎的，中午休息时裹着湿透的棉袄，即便是在太阳底下，也冷得浑身打颤。
北面有江边沙滩，有北树林，又靠在公路旁，中午休息时，有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有的去北树林里采蘑菇，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干脆骑车回家，吃一顿热乎饭再来干活也不迟。
晓晗和我坐在江边的大杨树下，她从兜里拿出一只馒头，掰开，再从一只瓶子里夹了一块上海带来的红腐乳，摊平在掰开的馒头里，合上，递给我。
生产队地远，我们一年有四分之三的中午都是在地头吃饭的，我从来都是干粮就着凉水，几分钟吃完，倒头便睡。自从和晓晗谈恋爱后，只要这天是在一起干活，她就会在中午的干粮里弄点小花头，让人感到女人的细心和讲究。
嚼着红腐乳夹心馒头，看着眼前刚刚淌完冰排的黑龙江，水面平静得如同身后那些刚撒完稻籽的田池，倒映着蓝天和白云，偶尔还有小块的冰，点缀在微蓝的江上，悠悠地漂过。
晓晗问我：“最近给家里写信了吗？”
我说：“写了。”
“父母有没有谈到我们俩的事？”她又问。
“没有，我也没在信上提这事。”我告诉她。
“难道就一直这么下去？”她一边说着，一边帮自己也弄了个夹心馒头。
我吃着馒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慢慢来吧，或许时间长了，父母会认可我们的。”
晓晗看出我有点心烦，安慰我：“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不会怨你，怨只怨自己没这个命。”
我说：“别说什么命不命的，父母的意见要尊重，但天高皇帝远，我们在黑龙江，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晓晗不再吱声，见我吃完了，递给我水壶。那是她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压瘪了，又用黄豆放进去泡胀的军用水壶，像个圆鼓鼓的手雷。
我看了笑着说：“这东西拿到上海去，上海人会以为是个新产品呢。”
晓晗也笑了：“瞎七搭八，上海人又不是戆大。”
我郑重其事地对晓晗说：“三年没回上海，我觉得自己成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了。在老乡眼里我们不是农村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们又不是城里人。”
晓晗不以为然：“谁能分得出来？都是你自己想的。”
我说：“你记得吗？在‘大世界’边上那家饭店吃点心，我们俩人叫了四两小馄饨，四两烧卖。这点东西算什么，我在农村一顿就要吃八两大馒头的。结果，好家伙，一下子上来八碗小馄饨、四笼烧卖，放了一桌子。弄得一饭店的人都盯着我俩看，那眼神就好像在说：戆搭搭的知青，胃口倒蛮大的。”
晓晗听了大笑：“就是，介许多人盯牢阿拉看，没吃完就赶快逃出来。那天真的太像乡下人了。”
这次探亲，在上海无功而返，给我心里多少留下了些许阴影；但江边提水种稻的成功，又让我恢复了自信。
我说：“乡下人就乡下人吧，我一回到黑龙江，就觉得浑身有劲。”我回头指着那一片片水稻地：“你看，我们在这里把江水提上了岸，把沙土地变成了水田，我心里真的很自豪！”
晓晗说：“我知道你有理想，但我怕整天说你好，你尾巴要翘到天上去了。”
我说：“我现在哪有尾巴好翘？我觉得自己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头脑就越简单，语言举止就越来越‘戆搭搭’的，也许将来我只能沉迷在乡间，在简单实在的农业生产上取得一些还能自我陶醉的成功罢了。”
我突然想起了黑桦树。
人们赞美和欣赏小兴安岭上那一排排漂亮的白桦，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里还有一种叫黑桦的树。
黑桦树没有挺拔的身材，黑不溜秋地在林子里也不显眼，它的木质纹理又扭曲，是一种无用而且很让木匠头痛的树种，所以没人会对它感兴趣，只是在冬天的时候才会想起它：喔，它很韧劲，还可以做雪爬犁！
有过我这种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在别人眼里大抵就是这样的黑桦。二十浪当多岁了，失去了在大学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故而无用；在时代的压力下生存，故而扭曲。唯一的优点就是能身负重压，在寒冷坚硬的冰雪上特别耐磨擦。
黑桦，自知没有栋梁之才，所以也无所谓鸿鹄大志，感兴趣的只是地上的泥土和泥土上的白雪，在同它们的交往中，渲泄着扭曲的韧劲，就像雪爬犁被老牛拉着不时要发出“嘎吱”的音响一样，并会因为终于能有所作为而乐此不疲。
或许这就是黑桦在幻想中的一点点乐趣。
175、上门讨债　＇本章字数：14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1　13：47：14。0＇
大田种完，我决定去黑河，不讨回这笔钱就不回来。
生产队为建江边提水站，向县水利科买进一批设备，其中有一台80马力的泵机，后来换成60马力，差价是450元。
队里会计到县里跑了三次，讨要这笔钱。水利科的人总是推说科长不在，其他工作人员又都不肯过问这事。
这天我到了县水利科，他们又如法炮制，不管我去问谁，都说科长不在，解决不了。问科长什么时候来，又都说不知道。
我蹲在县水利科大门口，从中午等到晚上，都下班了，也不见科长人影，里面的人嘻嘻哈哈地推门而出回家了，就当作没看见站在门口的我。
一股火气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是我从上海探亲回来后，第一次来到县城，去大街上买了两只馒头，准备去县城最差的旅店――大车店里过夜，明天再去水利科。
大车店里都是农村来的人，有看病的，有探亲的，也有像我这样替队里来办事的，甚至还有在镇里走累了来这里歇歇脚的。一大溜的大炕上，就这样坐着一群没事闲聊天的老头和单身汉。
大车店的炕不好烧，往外倒烟，烟油子味呛人。我疲倦地坐在大炕上，倒来一杯凉水，就着馒头吃。
突然，半掩着的门外传来大声的叫骂：“他妈的，我的工资怎么还不发？会计呢？”
“让我自己去说？呸！那会计就住我家院里头，他不来找我说，我还去找他？”
我只听见他那嘴舌发硬的叫声，不听见对方有声，看来他是在打电话。
一会儿，这个吐字不清的老头进了屋，个头很高，戴着一顶贼油的工作帽，身穿工作服，敞开着扣子，可以看到他除了外面一件棉衣外，就穿着一件发黑的衬衣。这种外貌给人有60来岁的感觉，可是要仔细瞅他的脸，可以看出，他已经很老了。发皱的脸皮，稀稀拉拉的几根白胡子，牙也剩下不多，发直的眼睛淌着水。
他摇摇晃晃地进来，似乎跟每一个人都相识似地点着头。
我突然从这老头的话里得到一种启发：为什么不找到科长家里去？
这个不过两三万人的县城，打听个人住哪不是问题。
等老头晃到我跟前，我给他递了一支烟，问：“水利科科长你认识吗？”
他接过烟，看了我一下，“干啥？你是说那个刘科长？”
我说：“对，我从屯子里来的，带了一点东西给他，但在科里一天没见到他，想送去他家里。”
他点上烟，对我说：“你出门向左，过一条街，有个胡同，胡同底倒数第二家就是他家。”
这下好了，我三口两口吞下馒头，赶紧出大车店，找到刘科长的家。虽然天已经黑了，可那个胡同并不难找。
他家里只有老婆和一个十来岁的儿子，说不清楚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就等呗，一个下午，我在水利科大门口都站过来了，现在坐在他家里，我也不怕晚了。
可是，一直等到夜里11点，县城旅馆都关门了，外面又起了大雨，我一声不吭，决心等个一通宵。
科长老婆见无法撵我走，只好让我和她儿子在一张床上睡下。
早晨起床，科长老婆告诉我：科长是半夜回来的，一早又走了。走前关照，让我早上10点到水利科找他。
终于见到他了。瓦刀脸，粉红的脸颊上布满细密的血丝，还有一只酒糟鼻子。他对我很冷淡，一句话不说，开给我一张纸条，找来一个工作人员去给我办转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