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不醒》第49章

他有风格，但他的读者不知道，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有这种讲究的语言。他们以为谈到的只一出有血有肉的紧张好戏，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是如此，但远远还不仅是如此。所有的语言都以说话开始，而且是以普通人的说话开始，但是一发展到成为文学手段，它就只在外表上看上去象说话了。哈米特的风格要说坏就是坏在几乎象一页《伊壁鸠鲁派马里乌斯》一样的形式化，但要说好就好在几乎什么都能表达。这种风格不是属于哈米特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这是美国语言（而且也不再是纯粹的美国语言了），我认为这种风格能够表达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表达或感到有必要表达的话。在他的手里，这种风格没有什么联想，没有什么回声，除了远远的一座小山以外，唤不起什么形象。
有人说哈米特没有心肠，但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小说是写朋友之间义气的故事。他着墨不多，用字简练，感情不露，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做了只有最优秀的作家才能做到的事。他写出来的场面似乎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
尽管有这种种特点，他并没有破坏正规的侦探小说。没有人能够；大规模生产要求有一种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形式。现实主义需要太多的才能，太多的知识，太多的意识。哈米特可能在这里把它放松了一些，在那里又把它尖锐了一些。没有疑问，除了最愚蠢和最浮夸的作家以外，谁都比以前更意识到他们的矫揉造作。他用事实证明，侦探小说可以成为严肃的写作。《马尔他之鹰》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部天才作品，但是能写出这部作品的艺术，“依此类推”，没有写不出来的东西。一部侦探小说一旦能够写得这么好，只有学究才会不承认不能写得更好。
哈米特还有一个功劳，他使得写侦探小说成了一件乐事，而不是煞费脑筋地搜集琐碎的线索。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象珀西瓦尔·王尔德的《传讯》那样设想巧妙的地域性疑案小说，或者象雷恭·波斯特盖特的《十二人的裁决》那样有力的讽刺作品，或者象肯尼思·菲林的《思想匕首》那样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言论的淋漓尽致之作，或者象唐纳·汉德逊的《波林先生买报》那样把凶手美化的悲喜剧，或者象理查·莎尔的《拉北路斯第七号》那样开好莱坞式愉快的玩笑。
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糟蹋：由于匆忙从事，由于缺少意识，由于不能解决作家的表达愿望与表达能力之间的差距。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伪造；残暴并不是力量，俏皮并不是机智，充满刺激的文章可以象平淡的文章一样令人厌倦；跟水性杨花的金发女郎打情骂消如果由一个年轻的色鬼来描写，他除了一心只想描写这种打情写消以外别无其他目的，则写出来很可能是非常沉闷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已数见不鲜，因此，如果一部侦探小说里有一个角色开口说了一声“Yeah”。作者就不自觉地成了哈米特的模仿者了。
但是仍旧有不少人认为，哈米特写的根本不是侦探小说，他写的只不过是穷街陋巷的赤裸裸纪事，随便放进一些疑案的成分，就象在马提尼鸡尾酒中放一枚棷榄一样。这种人是些大惊小怪的老太太——应该说两种性别都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性别，而且几乎平各种年纪都有——她们喜欢谋杀案带有郁金香花的香味，不喜欢有人提醒她们，谋杀是一件无限残忍的事，即使凶手有时候看上去象个花花公子，或者大学教授，或者头发花白、和蔼慈祥的老太太。
也有少数一些拥护正规的或典型的疑案小说的人给吓怕了，他们认为要是小说中没有提出一个正式严格的难题，环绕着它布置好贴有整齐标签的线索，那就谈不上是部侦探小说。例如他们会指出，在读《马耳他之鹰》时，没有人会关心到底是谁杀了斯贝的合伙人（这是这个故事中唯一正规的难题），因为读者一直在忙着想别的事情。但是在《玻璃钥匙》中，读者不断被提醒，到底是谁杀了泰勒·亨利，所得的效果完全相同；这种效果是一种充满动作、计谋、矛盾的目的和逐步突出人物性格的效果，反正侦探小说要写的也就此而已。其余都是客厅里练耐心的游戏。
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加上哈米特）还很不够。写谋杀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家所写的世界中，歹徒可能统治国家，甚至城市。在那里，旅馆公寓、有名的酒楼餐厅的主人是靠开妓院发财的，电影明星可能是盗匪的眼线，大厅里那个彬彬有礼的人可能是彩票老板。在这个世界里，法官藏有一地窖的私酒，却可能因一个人口袋里有一瓶酒而送他进监牢；你家乡的市长可能为了到手钱财而对谋杀案眼开眼闭；入夜之后无人敢在街上行走，因为法律和治安是句空话，从来没有实行过。在这个世界里，你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有人沿路拦劫，明明看清楚是谁在作案，但是你马上躲开，混到人群中去，不愿出来告发，因为拦劫的人可能有朋友为他报复，或者警方可能不喜欢你出庭作证，不管怎样，为被告辩护的恶讼师可以在法庭上对你百般侮辱，因为陪审团里都是他们挑选的低能儿。有党派背景的法官除了敷衍一下外不会加以干涉。
这个世界可不是一个香气扑鼻的世界，却是你生活其间的世界。有些心肠狠硬，冷眼旁观的作家就能够从中找到非常有趣，甚至有意思的材料。一个人遭到了杀害并没有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杀他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原因，他的死是我们社会文明的印记。所有这一切，仍旧还不晚。
凡是可以称为艺术的东西，其中都有补救赎罪的因素。如果这是高度悲剧的话，则可能是纯粹的悲剧。也可能是怜悯和讽刺，也可能是强人的粗声大笑。但是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里去，一个自己并不卑鄙，也无污点或者胆怯的人。这种故事里的侦探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英雄，他是一切。他必须是个完全的人，普通的人，但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用一句陈词滥调，他必须是个讲声誉的人，凭本能出发，从必然出发，不假思索，更不用说出口了。他必须是他的世界中最优秀的人，对其他世界来说也是够好的。我对他的私生活并不怎么在意，他既不是个阉人，也不是个圣人；我想他可能会诱奸一个公爵夫人，但是我敢说他不会糟蹋一个处女。他只要在某个方面是讲声誉的人，那么在其他所有方面也是个讲声誉的人。
他相对来说是个穷人，否则他就不会当侦探了。他是个普通人，否则他就不可能走到普通人中间去。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否则他就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工作。他不会无故受人钱财，也不会受了侮辱而不予应有的报复。他是个孤独的人，他有自尊心，你必须待之以礼，否则下次见到他时就后悔莫及。他说话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那就是出语辛辣诙谐，富有幽默感，厌恶弄虚作假，蔑视卑鄙小气。故事就是这个人寻找隐藏的真相面作的冒险，如果不是发生在这个擅于冒险的人身上，则也不成其为冒险了。他的知识之广令你吃惊，但这是理应属于他的，因为这属于他所生活的世界。如果有足够的象他那样的人在，我想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可以过太平日子的地方，但是又不免过于沉闷单调，不值得在那里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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