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的救济》第53章

所以，我们会在《圣女的救济》中读到“内海薰再次从包里掏出ipod，　一边听着福山雅治的歌，一边喝着矿泉水”之类的桥段，或者“在粉碎了场完美犯罪的同时，他的爱也彻底被辗成了碎片，他感到如此疲惫，也是理所当然的……”之类“奇怪”的对话。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东野在《名侦探的守则》中写到的某个场景，是他骨子里本就喜欢这样的“名探”，还是只想为自嘲提供一个绝佳的范本，我们不得而知。而东野在创作态度上的改弦也并非人人叫好，　因为这正是《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屡遭包括二阶堂黎人在内的古典推理作家、评论家们诟病的主因，在他们看来，本格推理小说根本不应有这样的写法。“伽利略系列”在日本文坛所引发的一场本格推理应该如何来写的大讨论，盖缘于此。要不是笠井洁等权威人士的鼎力支持，东野圭吾恐怕无法那么早就喜获两个“三冠王”称号吧。
毋庸置疑，“侦探伽利略系列”打破了东野圭吾的创作习惯，而作为该系列第四作的《圣女的救济》，其最主要价值便是成就了作者真正意义上的首个“系列小说”，成就了汤川学这一作者笔下的第一名探。如前所述，严格的“系列小说”，最大特点在于其内在的关联度，除了拥有统一的形象一致的“名侦探”外，还必须在情节内容上具备某种明显的时空承继色彩，这主要表现为故亊有先后顺序或者因果关系（适合制成年表，比如岛田下的御手洗洁）、人物有生长点（比如塞耶斯笔下的温西爵爷）。设若我们以上述要求来审视“伽利略”的前三部作品，则会发现在《圣女的救济》问世之前，“伽利略”还难称“系列”。而《圣女的救济》一书最终使该系列实至名归，毕竟东野在其中写到了汤川学在石神“沉沦”之后一蹶不娠，开始拒绝草薙等人的来访，“已经不想再和警方的案件搜查扯上任何关系了。”直到与草薙性格特异的内海薰介入其间，她对物理学的了解以及个人的脾性、谈吐，使得汤川很快与之亲近，并一再给予欣赏的赞誉。加上被请求协査的案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完美犯罪”理性魅力，最终改变了汤川的态度，从挚友的事件中解脱出来。因此，《圣女的救济》确实是部续作而非那类“关系暧昧”的姐妹篇，问吋它还保持了与前作合拍的一致性，都是以单个案件单个诡计来支撑整部作品，简约而乂不失华彩，尽管在结尾的安排上落入了偶像剧的俗套，无法堪比《X》的那个经典场景，但还是因为设定了一场难忘的顶级对决，而终使本作在整体性上得到较高的打分。
※论理性与世纪毒杀※　
“论理”是个日语用词，有逻辑、规则、道理等意思。东野的作品普遍表现为一种精巧冷静的论理性，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理科叙事”。我们知道，叙事学在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的创作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叙事水平如何。正所谓优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个不同的开头，就是在说叙事本领。叙事能力大致可以分为结构方法、叙述手法、行文功底三个方面，结构讲的是框架层次，叙述讲的是视点角度，行文讲的是文字语言，此三点由大至小、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的全部。东野的小说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理科向”，此所谓“理科叙事”的本意。以这本《圣女的救济》为例，通过以下分析，可见此种叙事类型之一斑。　
关于结构方法，前章已经有所述及。东野的小说大体上是“三段式”：开头发生事件、谜团渐次展开，接着扮演“侦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并予以“逻辑推测”（而且此种办案过程多半中规中矩，依循着刑侦学的固有模式，社会派推理小说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后案件侦破、真相大白。“三段式”体现的是一种结构上的简单明确，诠释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关系。这在东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会派小说中被频繁使用，比如《毕业前杀人游戏》、《十一字杀人》、《嫌疑犯X的献身》、《红色手指》、《流星之绊》等。而《圣女的救济》的首章则通过真柴夫妇的对话挑明杀机，很快义孝被人发现毒毙家中，接着警方展开搜证和探查，最后在汤川学的帮助下解决命案，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这就是理科叙事。作为突破，方法是将结构复杂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中作”，我们在阅读《脑髓地狱》等作品时自能明晰。　
再看叙述手法，主要有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两方面。此处之理科向，主要还是指这两方面的固定和单一，变数相对稀见。东野所惯常使用的就是顺叙方式（以时间为经，叙述某杀人事件的前前后后）和双视点（一般只出现两类叙述者——办案者和涉案者，通常是第三人称，基本不出现“多视点交错”或“多视点共焦”等类似于《黑暗馆不死传说》的视点形式），其集中体现便是“侦探伽利略系列”。因为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的改变，小的方面会给单部作品的外观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大的方面会带来“伽利略系列”这个整体的韵律出现“异变”，可能让喜欢它既定形式的读者产生反感。因此，在《圣女的救济》中，除了首尾存在呼应上的共叙、倒叙外，整个案件过程一直保持着四平八稳的渐进势头，顺着固有套路走，没有突然杀出个程咬金似的不协调感，“N线”等历史事件的引入也只是为了因应汤川学的说理需要。本书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应缓则缓，该急则急，读起来十分明畅轻松。而属于“非理科叙事”范畴的“叙述性诡计”之流，就极少在东野的作品中出现。这也是他能吸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科叙事”的阅读门槛毕竟不是太高。　
然后说说东野的行文功底。他的小说语言通常朴实平白、不假矫饰，极少出现唯美的文学气息，相对地具有一种特殊的冷质和洁癖，充满着简约之美和理性秩序。《圣女的救济》即是如此，其中人物的对话大多寻常直白，很少出现摸棱两可、寓意深远的含蓄语句，而他们的心理活动则通过简约的叙述和场景的烘托，溢于言表，读者一看即明，不必反复琢磨。义孝的无情无知、宏美的纠结矛盾以及绫音遭受双重背叛之后的伤情、不忍直到决绝的“内心图景”，都在东野不瘟不火的“理科叙事”中毕现无遗，作者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着人性的隐恶与自赎，这已构成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达臻美学的高度。　
众所周知，推理小说的叙事是围绕设定展开的。没有强大的设定时，可以通过完美的叙事表现来弥补先天不足，社会派比之本格派的最大优势即是于此。相反地，一旦拥有不同凡响的设定，加上叙事艺术的杰出演绎，必然会催生一部优秀的作品来，比如这部《圣女的救济》。本作在设定方面再次体现了东野在运用传统本格元素方面的创新能力，这次他将兴趣放在了日本推理作品中鲜见的毒杀诡计上。　
我们知道，毒杀是古典本格推理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最后致意》中的短篇作《魔鬼之足》是公认的毒杀推理之组，欧美黄金时代的大师们差不多都尝试过这一设定，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一案多破”的《毒巧克力命案》（柏克莱著）和记载了最上乘心理毒杀手法的《绿胶囊之谜》（卡尔著）。因毒杀本身所具备的易操作、难发觉等特点，使得此种杀人手法最常为天性阴柔的女性和从事暗地活动的刺客、杀手所使用，这反映在推理小说中则为毒杀频繁地出现在女性犯罪小说和政治惊险小说中，相应地以毒杀为最主要诡计设定的也多半是女性推理作家，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生平创作毒杀推理小说多达十余部，其中就包括她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多萝西？L？塞耶斯（以《强力毒药》最为知名）。对于作品中提及和使用的那些经典毒杀诡计，我们称之为“世纪毒杀”。　
但是，客观现实最终还是将这一题材限制在了最小众的范围里。因为随着毒物学、刑侦学和法医学的不断进步，科技医疗水平的日渐提高，世界各国对危险品的流通渠道的严格监控，毒杀不得不逐渐推出历史舞台，也越来越少地被用在推理作品中。所以，尽管是在推理小说第一大国的日本，也甚少有作品注重毒杀，更罕见以毒杀为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