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26章

不善而破产，王右家不久病死，唐从此流落台湾街头，未久也惨死在台湾。张达民于阮玲玉自杀后，虽仍诉讼唐季珊，但不了了之。他在社会舆论及众人指责下，灰溜溜地离开上海。1938年10月15日因患疟疾不治而死于香港。
这么多年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第一封给唐的遗书表明了自己对唐的依恋，第二封给报馆的公开信则怒斥了前男友张达民的无耻。
然而，社会各界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存在疑问，第一是阮玲玉确实是当时著名的影星，但是当时的电影明星社会地位相当不高，在自杀之前写“告社会书”，有一些不可能；第二，阮玲玉生前，唐季珊用情不专，曾经还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年，沈寂先生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揭开了阮玲玉之死的真正原因。真的遗书，一封信是给张达民，是骂张达民的。她有一句话：我是你们两个男人的牺牲品。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唐季珊的，第一句话就说：要不是前几天你打我，今天晚上又打我，我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性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再者，大家现在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3月8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留给为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除了她本身性格因素、电影公司对她的“冷遇”所带来的心理的一种落差以及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难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种男人无耻无能，本不足道。第二种男人是不被粉饰的商人，他也许从未有过白头到老的许诺，但他懂游戏规则，能给的与不能给的从来泾渭分明，赤裸却没有欺骗。第三种男人最可怕，他们读透孔孟之书，也敢就手偷香，往往信誓旦旦，就是不能承担责任。事到临头，刀还远没有架到脖子上已经蔫了，事后却会说“容忍比自由更伟大”（原胡适语）。他们比第一种人要脸，又没有第二种人的家底，靠自己奋斗积累一些名望立足社会。时时以正人君子之态教化儿童，最具欺骗性，真正是睡在女人身边的赫鲁晓夫。试想当日蔡与阮若能私奔远去，就可保住知己红颜，难道会遭万人唾弃或是失业饥馑？后人看来却是一段传奇佳话，起码获得敢作敢为的口碑。人不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知道荣誉是个累赘，女人尚有舍命的勇气，男人呢？
第七章　宋教仁：锋芒毕露杀身祸
上海闸北地区有一座一百多亩的安静的陵园，叫做宋公园，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墓园的正中立着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墓道入口处有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墓前石碑上镌刻着“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样，墓顶安放着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四周龙柏、玉兰环立，庄严肃穆。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上10时，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时，突然被冷枪击中，连中三枪，经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2岁。此案一时震惊中外，史称“民国第一案”。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882年，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并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并于第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在这里，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就是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被选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举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