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33章


,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
1911年11月12日,吴景濂以自己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试图以会议表决的方式,一举夺得东北大权。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也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
这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只顾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来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由革命党人蓝天蔚等发起的,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让赵尔巽占了上风。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这还不够,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这以后,张作霖又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大力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他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他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张作霖的政治野心还不止于奉系首领,他一直以东北为基地,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张作霖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他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奉系打败了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1926年,张作霖称安国军总司令,并于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在返回东北的途中,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结束了他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作霖的死,日军、俄军、国民军、军阀都有嫌疑,凶手被揣测机率最高的是日军。当时日本为了掩盖真相,诬指皇姑屯事件是“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
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家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所以皇姑屯事件被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日本关东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炸死张作霖?
据当时情况看,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是日本政府极力维护的,如郭松龄与冯玉祥联军反奉时倘若没有日本人公开阻止郭军前进,恐怕张作霖早就下台了。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如果不是日本出兵济南阻北伐军北上,恐怕也早就支持不住了。
那为什么愿意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的日军竞要阴谋炸死张作霖呢?这是因为,日本军的一切行动,都是以侵吞东北为目标的。日本认为,在满蒙确保日本的既得权利的这方面上看来,张作霖要比郭松龄可靠得多;北京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更有利得多。所以日本要维护张作霖政权。可是当田中义一要实行他奏折上所计划的侵吞满蒙计划的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变成它的障碍了。
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恨。而且日本关东军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是由张作霖煽动所导致,对他恨之入骨。
当中还有许多曲折。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但仍然想从奉系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日本政府借口北伐军节节胜利,发表声明说:“一旦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护治安,将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顺的关东军进驻奉天,另一方面还训令驻北京的芳泽公使,劝告张作霖撤回关外,巩固在“满洲”的地位。
张作霖对此未加理睬,并且在济南事件爆发时,还通过新闻记者声明,愿意南北合一,共防外侮。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沦为日本关东军的傀儡,在民族运动高潮面前张作霖是不甘心做卖国贼和傀儡的。
几经交涉,日本最后恐吓张作霖说:“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军队继续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满洲时,日本军队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张作霖才决定撤出北京重返东北。
而此时,炸车阴谋已正式被日军提上日程。日本政府当时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基本上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日本妄想制造满洲独立,然后进行吞并。1927年7月田中义一就代替民政党掌握了政权,在他执政的前后,他制定了有名的田中奏折,在这个奏折里阐明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八纮一宇的精神,要征服全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皇姑屯炸车阴谋,就是田中义一执政后实行其征服世界的第一步。然而当时日本内阁的政策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加之外受美国的压力,所以5月25日夜,田中义一断然决定停止一切行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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