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全本)严歌苓》第11章

接待彼得的是一个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卫兵。
卫兵叫电话值班员接手这个案例，自己回到岗位上。接线员往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但官员家里都是举家外出。那时上海洋人社会的风气就这样，周末没人待在城里。外文报纸上登满好玩儿的事物：赛马，赛狗，赌回力球，消夏轮渡，水球，高尔夫……
接线员告诉彼得明天一早再来。与此同时我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浑身骚痒。我没有看见这间拘留室什么样子，从味道判断它的地上、墙壁上记的血债不少。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宠大的蚊子王国。或者蚊子就是被圈养的，是第一拨行刑者。我不停地打，皮肤还是肿胀起来。又过一会儿，我眼皮都给蚊子咬厚了。
我动也不动地坐在一个位置。我怕一动会碰到什么不悦人的东西。似乎只有我屁股下的一小块地方是被我坐干净的，因此也就是安全的。外面的汽车、马车过往，偶尔也听见驳船鸣叫。我的希望上升又下降。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帮了忙的是那个女教务长。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真不该，她是一个我应该记住的人。我记得她的姓是D打头的，不妨就叫她D女士吧。D女士其实一直在和宪兵队交涉。我在小黑屋里喂蚊子的时候，她就坐在拘留室外面的长椅子上。她很硬气，说假如宪兵们在没有证人前对我动刑，日本方面就要对下面的连锁国际反应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一时无人对我下毒手。
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的D女士是那种美国的开明精英，那种极少数对有色人种同情的人。这种开明精英有先知的素质，知道种族偏见迟早作为人性弱点被克服掉。
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人为我不眠：D女士、彼得、我父亲。D女士就守在电话旁边，等着美领事馆的官员打电话来，她好向他们报告我的不幸。可她没有等来电话。　
第11章　
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
彼得尽量把事情讲出头绪，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他总是插嘴：妹妹没受伤害吧？……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妹妹没有嘴硬吧？……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兽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干出兽性使然的事。他们在南京遍地发情，谁都知道。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他加了一句：在日本人眼里，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这是很挑剔的一眼，盯得彼得口吃起来：我想……越晚越可怕……应该能够打听到的。
打听得到什么？我父亲没好气地说。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当时时间是夜里十一点，夜上海蓬蓬勃勃，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就是不去自己卧室。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不断打给他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一九四○年六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情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
我没话了。
少佐：为什么他偏偏挑中你，当然是因为你值得他信赖，你们有交情。
我：你在说什么？我都给你绕晕了。
少佐：你不认识那个让你转移传单的人？
我：当然不认识！谁也没有让我转移传单！……
少佐：你没有说实话。
我：……？！
少佐：其实对方已经承认了。他说你和他很熟，是半年前认识的。他说你们很谈得来。
我脑子嗡的一声：怎么把温世海给忘了？不管日本人是诱供还是逼供，温世海供出来的句句是实情：我和他不时谈到日本人的劣迹；我对日本民族的生理特征大大不敬，比如罗圈腿、多毛……种种他们日本人也没办法的审美遗憾。
审讯记录继续——
我：噢，你是说温世海啊！（我笑笑）他现在在哪里？
少佐：这个不关你的事。不要再撒谎。
我：好的。
少佐：现在你该承认你帮他转移窝藏抗日宣传品了吧？！
我：你说呢？（我耸耸肩。）
我这时做洋式动作特别得罪人。少佐认为我倚仗两个大国来对他耸肩。我耸肩是我无奈，表示：我算讲不清了。可无奈被他看成无赖、不屑。你好好看看这个洋派动作，确实有美国式的无赖。有那么一丁点吧？
从那一次我领教到日本人是开不起玩笑的。这个军官把我的无奈看成无赖，因此就认为我取笑他，拿这么严肃的事不当事，开玩笑。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的民族之一，对此他们也没有办法。
少佐走到我面前说：请站起来！这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用他自认为是英文的那种语言说的。
我知道坏了。我认真严肃，英勇不屈都能让他心理平衡，我作为中国人英勇不屈多少还让他敬佩，可用一个美国动作来跟他耍，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左右开弓抽我耳光。
他第二下就把我打得向后跌去。但我后面是我刚才坐的椅子，让我一跌翻倒了。我头朝下一栽，脸从震动的麻酥中渐渐变得灼热，灼热刹那间流散开。我发现自己耳朵眼儿里都进了血。
少佐没法继续抽耳光，就上来踢我。他头一脚把我踢得翻向右边，第二脚把我踢得膝盖碰胸口。然后我就在他脚下一曲一张，一会儿是条虫，一会儿是个球。我的身体内部有什么给踢碎了似的，血大股地从我嘴里涌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惨叫了。大概叫了吧。我觉得他踢够了，周围似乎安静了好一会儿。我慢慢转过身，想撑着地面坐起来，突然看见他的左脚向后撤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