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我的似水流年》第32章


一天我去宿舍找爱丽丝,快到她门口时,突然听见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爱丽丝,你真漂亮。”
“谢谢。”
“我不明白。爱丽丝,为什么你对那个中国小男孩那么在乎?他只是个孩子……看来你对我这样成熟而有经验的男人不感兴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能约你出去吃饭吗?”
我停在门口。“中国小男孩”几个字带着歧视,听着格外刺耳。爱丽丝好像在沉默。
“好啊!”她说。
我赶忙走开。一会儿,爱丽丝和那男人出了门。她没看见我。
我感到疲倦,勉强走回办公室,呆坐在桌前。我没有权力埋怨爱丽丝——这些都是我的错。可嫉妒照样折磨我。我想象爱丽丝和那男人手挽手走在街上,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向爱丽丝求欢,要吻她。爱丽丝答应了。那男人得寸进尺——他粗壮的手揉捏着爱丽丝白嫩的胳膊……天哪,他会不会强暴爱丽丝?
外面的天渐渐黑了。爱丽丝忽然走了进来,穿得整齐又漂亮。她没事,我心想。
“怎么了,小明?你的脸色很难看。”
心砰砰直跳。我深呼了一口气,问她:“你吃过晚饭了?肯定是一顿愉快的晚餐。”
爱丽丝讽刺地瞥了我一眼,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是啊,非常愉快的晚餐!你气喘吁吁干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只是喘气。爱丽丝盯着我,目光里渐渐有了喜悦:
“我刚和一个男人约会——他是个白痴。看来你还是不错的。”
然后她一笑,拍了拍我的头。我更嫉妒了,但终于没说什么。爱丽丝说:“难得今晚有空,我还不想回宿舍,你想不想陪我喝杯咖啡?”
说完她站起身,亲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哈佛广场上照旧是喧闹的车辆和人流。今天没有业余乐队的演奏,地铁站出口散坐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家商店门口站着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眼眶深陷,表情呆滞,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四个孩子的父亲。请帮忙。”行人经过,他就抖一抖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纸杯,里面的硬币当当响。
爱丽丝叹了口气说:“不错,你是个好男孩。好男人太少见了。”
她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我的嫉妒全没了。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暖融融的。
“但你只是个男孩,谁知你将来会怎样?说不定就变了,跟别人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人从面前经过,手捧一叠报纸。他在卖“零钱报”(慈善机构办的报纸,意在帮无家可归者赚点食品钱)。有人走近,他就大声问好,说:“多么美丽的女士”、“年轻人”,或者“尊敬的先生”。即使别人不买报纸,他也礼貌地说:“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多么可爱的女士!”他对我们说,“年轻人,您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
我付了一块钱,爱丽丝接过一份报纸。她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小明,我总担心你长大了就变坏了。男人长大后没几个负责任的,总喜欢把生活的担子扔给女人。”
听见“负责任”几个字,我低下头,想起自己和方晴的事。爱丽丝是在教育我。
接着爱丽丝说起她妈妈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多岁,嫁给了一个售货员,有两个儿子。丈夫原先没失业,她还得做各种工作——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超市职员等等;现在丈夫失业了,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两个儿子也不省事。其中一个当小偷,进了监狱;另一个念高中,因为数学不好,没法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一定承担我的义务。”
“你别急呀——我只是有点担心。不过现在失业的人真多。”
“不如中国的多,”我一笑,“中国流行下岗。”
“失业麻烦极了!”爱丽丝脸色仍然严肃,“比方说,哈佛广场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吗?”
我用心听着。
“有人是因为吸毒或酗酒,也有人本来有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了,没钱交房租,就被赶了出来。”
“如果不是吸毒或酗酒,只是失业,他们能再找到工作吗?”
“找工作要面试,公司再跟你联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公司怎么找他们?所以一旦无家可归,他们就很难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钱租房子,就继续无家可归——这是个恶性循环。”
“存款呢?如果有存款,就能先支持一段日子。”
“存款不顶事。再说我们美国人通常没有存钱的习惯,买房子都是先住着再慢慢付钱。”
“那么他们无家可归之后一般住哪儿呢?”
“有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处。不过这不是固定住所,一早他们会被赶出来,只好整天四处游荡。”
爱丽丝的话让人沮丧。我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又碰见那个卖零钱报的人。出于礼貌,我展开报纸读了起来。报纸上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写的诗。
“啊,上帝!幸运的先生——多么美丽的妻子!祝您晚安!”
四、卡拉和雪莉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丝的感觉却是他们都盯着自己,仿佛她阻碍了他们的交流。
我只好坐在爱丽丝身边,给她翻译周围人说的话。可聚会上的闲话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有时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一个并不好玩的笑话,爱丽丝问我他在讲什么,我勉强翻译几句,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还有一次,我和爱丽丝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野餐,人们聚在一棵大树下表演节目。有人朗诵了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文章堆满了形容词,句句煽情,朗诵者的声音又富有磁性,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爱丽丝追问我文章的大意是什么,我急着小声说:“没什么大意,通篇都是瞎说。”
一场聚会下来,爱丽丝和我都累得慌。真是荒唐,我们本来好好的,干吗找这个罪受?
有时也随爱丽丝参加美国人的聚会。这些聚会通常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摆几大盘子甜饼、水果,几瓶柠檬水、橘子汁,人们各自拿盘子取些东西吃,三三两两聚着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宽泛——政治、体育、昨晚的动画片、电影明星。大家尽量显得诙谐风趣,偶尔也谈些有意思的东西。不久,我也变得“幽默风趣”,能跟他们谈笑风生。
不过,人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也极少谈起自己的生活。就算提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无非是最近忙什么,闲了去过哪里等等。如果有大事难以决定,只怕没人会跟一个聚会上碰到的朋友吐露心声。爱丽丝认识许多人,绝大多数只是见面随便聊聊的交情。
“爱丽丝,”有一次我问她,“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跟我讲讲。”
“瞧你问的问题!生活不就是生活吗?”
“人们天天都干些什么?”
“干些什么?工作。”
“工作烦了呢?”
“工作烦了看电视——体育比赛、情景喜剧、真人真事秀。”
“还有呢?”
“不看电视就去舞会、买东西、看电影、读闲书,有钱的去旅游。”
我想了想说:“这样说来,生活挺无聊的。”
“生活到哪儿都一样。法国人说的:‘生活是一片劳碌和痛苦,中间撒了几点希望和欢乐。’”
爱丽丝注意到我对聚会没兴趣,也不勉强。我们时常单独相处。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缩小了,却更有意思。我们在路上走,碰见一只猫懒散地躺在几片落叶之间,爱丽丝就向猫招招手说:“你好,杰克。”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叫杰克?而且她可能是母猫,不是公猫。”
“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是杰克。”
这时猫迷糊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爱丽丝叹道:“可怜的杰克!现在它还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
“冬天怎么了?它们不回屋里睡吗?”
“它们傻。它们喜欢睡在车盖上——车刚停下来,车盖是热的,它们就美滋滋地睡着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车盖比什么都冷,它们就都冻醒了,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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