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寰》第36章

桑，何尝不是具体而微地象喻了整个时代的激情与创痛？更何况，病人向医生追叙过往，以图疗伤止痛，原本是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正宗法则；女人自幼孺恋并诱惑年长叔叔，四十五岁时成为七十岁老教授的情妇，是罗莉塔（Lolita）加上恋父情结的混血结晶；最后主动中断心理治疗，更是杜拉（Dora）病例史的中文小说版。而由西方男医生与中国女病人所构成的医病关系，又呼应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述的若干论题。
这样的架势，已足够让不少读者及评论者为之眼前一亮了。但作者的企图，还并不止于将故事与理论简单地嵌镶拼合而已。基于对书写与言说之内蕴复杂性的高度自觉自省，《人寰》的叙事声音每每若实还虚，如假亦真。女人的英文表白似是而非，早已暗自动摇了一切事实的陈述基础。
她在手记中坦言对心理医生“撒了谎”，接受催眠治疗前，“已阅读了有关催眠的基本理论”，告诉医生“也许你得到的不是事实而祗是一个白日梦”；与指导教授争执，屡屡强调：“这四十五年中国大陆人的性格相对于二十世纪心理学、行为科学而言，是个例外”，“是个秘密”，则又在引发各种异质因素多方颉颃对话的同时，隐涵了必然的自我销解——国家的伤痕苦难，个人的爱恨嗔痴，固然不该是西方之眼凝视检验下的病号想象，但延宕在说与未说、写与不写间的暧昧不明，不也一样反证了主体自身的支离含混、一切言说书写的虚妄徒劳？
严歌苓是个说故事的能手，早先《雌性的草地》、《少女小渔》、《海那边》等集中的故事尽管动人，仍或失之浮浅。从九六年《扶桑》一书开始，则有重大突破。其中，能将故事情节与当代重要文化理论交融互映，且不使人物事件沦为理论脚注，当是关键因素。《人寰》是此类尝试的又一力作，虽然理论的搬弄或不免有斧凿之迹，然而全书结构完整，承转自然，兼以叙情述事细腻生动，依然交织出高度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