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序跋集》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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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译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须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4〕,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义。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熔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篇幅。 
聂维洛夫(aleksandr neverov)〔6〕真姓斯珂培莱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samara)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7〕,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锻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ria einstein)〔8〕所译,名为《人生的面目》(das antlitz des lebens)的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们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说: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爱着人生。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许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见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缘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货车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10〕等类的书: 
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11〕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 
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一九○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驻扎着:很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从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玛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永续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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