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第39章

一面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面是戈马鲁斯的追随着。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莱律学的奥秘，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迥然不同。他生于奥德沃特，是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赢得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回德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孩子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这似乎结束了他的学业，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入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后便学完了所有的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出类拔萃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人为他们的前程花几块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做为一个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但是他的从人西奥多·贝扎象天使的牧羊人似地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鼻子很灵敏，立刻闻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缩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毫无意义。不过熟悉米尔顿文集的人了解，三百年前它却被看成是十分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怎样用词）。他做学生时，十分反感老师的过时教学方法，于是选了一个颇使人惊讶的题目做为他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很有才华的书里，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圣巴塞洛梅大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　
但是恼人的书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他的惊异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欢迎。不过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去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这个多难的城市自从堕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网，一直把“自由派”当做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警告以后，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做出一项颇为反常的决定。他大胆踏入到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土时，这使他成为国人眼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他不仅使自己发挥了作用，还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们很快就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一六0三年，当他作为羽毛丰满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时，首都的所有居民还都依依不舍。　
他要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不会去。他到达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战斗发展到白热化。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的差异不容调和。阿米尼斯被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当然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象也无法了解这些玩艺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派（如阿米尼斯）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之辈，他们说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一六○○年，北欧的大部分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布道说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已经命定要进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牧师竟胆大包天，敢于宜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立即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象心慈手软的医生的一样，不能给人们开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把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终止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他，把他折磨至死。继而，两派都介入政治，这在十六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下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诞无稽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死去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有功于共和国的建立，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中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满怀热情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现在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满他说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开会”，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如果虔诚的人坚持不懈，召集好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垂顾，接过虔诚的人抄写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可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后面关上以后，官员们就会用那些文稿点烟斗。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骇人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的发展。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的宏观，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推崇。他们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都有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不时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不过一般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否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符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在以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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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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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为敌人的炮兵提供叨显顺手的靶子。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