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的掌纹》第16章

音字，而上下文又不清楚时，听觉便不灵了。例如“事”的同音字，据一本《国语辞典》所列，便有三十六个之多。碰上“事”、“四”不分的诵者，情形就更混乱了。英文自然也有同音字，惟一音之中，像sea和see，像be和bee等等，也只有三两个字的重复而已。第二，美国的现代诗固然不好懂，但口语化的程度，以及节奏上的透明，似乎仍较台湾的现代诗宜于作听觉上的沟通。英文诗中的语言，虽历经华兹华斯、白朗宁、霍普金斯、哈代、艾略特和意象派诸人的改革，似乎一直能保持一股活的传统。中国诗中的语言，五四以后呈现了一种剧变，以致今日现代诗的语言和唐宋诗的语言，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我觉得，叶芝的节奏，在宏富和流畅的方面，去莎士比亚并不太远，而方莘和鲍照之间，则好像怎么样也连贯不起来。我曾将近作《凡有翅的》译成英文，夏菁看后，认为在语言上，英译比中文原文还好，读起来比较顺畅自然，且更响亮。之后在朗诵会上两者并诵，也有人与夏菁同感。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白话尚未充分成熟，或至少不及英语成熟。不过，我们的现代诗人还不很愿意，或尚不太敢于面对“听众”，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没有把握，则是不争的事实。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岂有哑巴缪斯（3）
可是“听众”的挑战，是永远在那里等着现代诗人的。不接受这项挑战且将听众赢到现代诗这边来，现代诗将命定只有少数读者，让诗在纸上冷掉。小说的读者一向多于诗。其他的艺术，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莫不当场当时争取并征服活的听众或观众。只有诗，只有现代诗似乎仍然安于在印刷品上与一些零零星星的面目模糊的“读者”寂寂相对。也就是说，仍然安于做一个哑了的缪斯。对于这种现象，辩护人自然可以提出许多借口：例如，诗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诗的欣赏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时空；例如，诗是可以反复吟咏，细细玩味的，所以宜于个别的读者自己欣赏；例如，具有深度的诗，静静默读，比千百人前的朗诵，更能曲折体会，而潜入作者思想的底层；例如，某些抒情诗，只合读者低吟，不宜诵者高呼。这些都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我也承认，某些作品，或以思想的深度见长，或以“印刷术的地形”取胜，在本质上或不太适合吟诵。但是在原则上，没有诗，没有一首好诗，是不能拿来吟诵，或者虽吟诵也令人无法当场（或多或少地）接受的。如果真有这种现象，现代诗人们似乎应该坐下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我也不否认，在大众的场合，一首“野”的诗比一首“驯”的诗，更容易攫住听众的注意，而一首谐趣洋溢的诗比一首严肃的诗，或更受欢迎。但是作者吟诵的艺术，加上他的个性和名望，都能形成震撼听众的力量。据我的观察，周梦蝶对听众的吸引力，绝不在管管之下。我们知道，听众的组成分子，也是形形色色的。曾因晦涩与偏窄而几乎失去读者的现代诗，不但应该向小说，向其他艺术争回它的读者，且应培养它自己应该拥有的一群活听众。和活听众不断地接触下，活生生的反应可能使现代诗人在人性的镜子中照见自己，也可能使现代诗人想到读者不会使他想到的种种问题。诗人们实在应该有勇气面对这种考验。如果我们以为，现代诗必然是滞销的，那就错误了。在美国，金斯堡的诗集《怒号》，十年之内，已经销到十六版，费林格蒂也极受大学生的欢迎；他的《心灵的科尼岛》也已经在短短的八年里印了十四版，销数超过了二十万册。他的另一本诗集《从旧金山出发》，在书背里页，还附了一张自诵作品的录音片。诗人自诵作品的录音片，每张六元，在美国也销售得很多。这一类的唱片，有专集，也有由名演员或名学者来朗诵的，例如里察？波顿便录过哈代的诗。据说狄伦？汤默斯和佛洛斯特的唱片销数，都上了六位数。这种唱片，不但予听众以如闻其人的亲切感，更让他们从诗人的自诵中领会那些作品真正的意义。想想看，如果莎士比亚在四百年前曾经将他朗吟十四行的声音录了下来，该多令人兴奋，多便利莎学的研究！而我们，不过半个世纪，梁启超的声音已经不见了。王国维的声音听不见了，近如胡适和傅斯年，一张唱片也没有留下来。诗人的声音，徐志摩的，闻一多的，也已随时间消逝尽了。但在西方，现代一流作家的声音，将永传后世，不但令后人如聆其声，千百年后，更成为文学史、语言学、声韵学等等的宝贵资料。在美国，成名的诗人，不但有诵诗的唱片流行于市场，更应邀将自己的吟诵制成录音带，保存在国会图书馆中。这充分地显示出，美国对自己的现代文学资料，如何珍视，且努力保存。希望我们的“中央图书馆”，以及文化界有关的人士，能及时注意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及时录下当代学者的古典诗的吟诵，以及当代重要诗人及作家们的自诵，为了诗，为了文学的研究与延续。一个民族，岂能让自己的缪斯哑掉？1967年5月13日  ＇返回目录＇  
第二辑　开卷如开芝麻门　鸦片战争与疝气（1）
西方人来中国传教，自命是传基督的光辉，来启迪“异教徒蒙昧的心灵”，然而这种唯心企图，往往要用唯物的手段来掩护，才能自然地接近待拯的异教徒。十七世纪的耶稣会神父，如利玛窦和汤若望，是用天文历算来做上帝的先驱，但实效不大。十九世纪的新教牧师改用医术来接近大众，正合中国人的需要，就收效多了。不过当时的中国人知识落后，对于西方的医术原来不很信任，所以那些传教士在华行医，必须特别谨慎，否则易犯众怒。例如二十世纪初年，耶鲁的年轻校友组织了耶鲁传教会，来华展开传教工作，并且选了排外运动最烈的长沙做基地。他们先开办了雅礼中学，接着又在一九〇六年设立了雅礼医院，由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主持，手下只有两个未经训练的助手，辛苦可以想见。不幸一开始就有一个湘人病重死在医院里，吓得休姆赶快为死者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价钱比死者家人买得起的一种贵出一倍。又有一次来了一位高官，以为休姆会按中医的规矩把他的右脉，不料休姆只把了左脉，乃一怒而去。但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有一位著名的西医，有过更奇特的经验。他名叫彼德？派克（Peter　Parker，中国近代史上译为伯驾），是美国人，也是耶鲁毕业。一八三五年，派克设立了广州眼科医院，极受欢迎，前来受诊的病人三个月内就有九百多人。派克的专长是开刀，据说他挑中眼科，是因为当时的中医在眼疾方面疗效最低，又据说最忙的一次，他曾在一小时内为十六个白内障的病人开刀。因为当时求诊的人太多，他除了照顾眼疾之外，其实还要治各种各样的脓疮、赘瘤、毒瘤。派克为人十分细心，不但详细记载了病情的个案，而且还雇请了一位叫林瓜的本地画家把罕见的病例绘图留念。这些资料存在今日伦敦盖氏医院的陈列馆（Gordon　Museum，Gny’s　Hospital，London），十分可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派克记下了他的四百四十六号病案。那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由他父亲带来。乍见之下，她似乎有两个头，真把派克吓了一跳。走近时，才发现她右脸长着一个赘瘤，从太阳穴隆起，一直伸到嘴边。派克要求那女孩的家长立下志愿书，声明手术万一致命，不怪医生，才肯为她开刀，手术只用了八分钟，女孩便解去重负。瘤重一又四分之一磅，底部周长十六英寸，伤口愈合得很快，十八天后病人就出院了。但是派克治疗的病案之中，最微妙的一件却是疝气。患者不是别人，是林则徐。一八三九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英商敷衍他，不甘尽数缴出毒品，林则徐乃于三月二十四日派兵包围“夷馆”。被困的外国人有三百多名，派克也在其中。三天之后“夷馆”的领事义律屈服，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不久英侨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门，派克却独自留在广州，因为医术高明，反和中国官方颇多接触。林则徐先是要他开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疝气。派克在病历上记道：“病案六五六五号。疝气。林则徐（误拼为Lin　Tsihseu）钦差大臣。”疝气俗称小肠气，我国幼婴常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