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5章


埽渲谐隽巳鲈菏俊3ぷ恿核汲墒侵ㄖЪ遥?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世所罕有。
毛泽东比梁启超小二十岁。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毛泽东小时候在私塾中所能接触到的书不过是《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传统的东西,很难接触到一些新思想。
1907年,十四岁的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早期改革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都是讲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振兴商务,强国富民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眼界大开。这些新鲜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世界,毛泽东为之很是振奋。
然而,让毛泽东备感新鲜的《校邠庐抗议》和《盛世危言》,讲的都是三十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事了。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抗议》,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冯桂芬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林则徐的学生;受其师影响,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则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二十五岁时就挟戊戌变法之雄风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的梁启超,此时正纵横捭阖地驰骋在思想舞台上。梁启超不仅继承和发挥了近代思想解放先驱者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思想,而且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念,介绍新知识,为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所倾倒。他以半文半白的流畅可读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强国富民的大道理,再交织着动人心肺的热烈的情感,吸引了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梁启超迅速成为那时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有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之誉。
特别是梁启超所创造的“新民体”,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之一,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民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体”气势如虹,读之使人酣畅淋漓,有大快朵颐之感,如他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8节: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2)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新民丛报》。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真阅读,反复思考,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诵出来”(《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9页)。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新民说》。这篇论文二十个专题,以新颖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论述了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社会道德、社会组织、国家思想、尚武精神、个人自尊、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毛泽东读后,茅塞顿开,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四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此时,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贴在墙上,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一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他习惯上将“康梁变法”说成“梁康变法”。他曾一度取笔名为“学任”,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他还学梁启超的“新民体”去写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新民体”,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二十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军中敬告国人》等编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影响颇远。袁世凯帝制败亡后,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
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的时候,起名叫“新民学会”。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整。《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有趣的是,当代最红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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