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6章

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5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3）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封锁得相当严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蒋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蒋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四个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这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在当时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四个字，也引来许多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十一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十一时五十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著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王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原来当时八十五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八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八十七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6节：最早将毛泽东写进小说的民国作家
最早将毛泽东写进小说的民国作家
早在反动派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是白色恐怖的1929年，上海文坛便杀出一匹“黑马”——青年作家徐雉不畏强权，大胆地把毛泽东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嫌疑》里。这是文艺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徐雉及其小说《嫌疑》也就成了最早写毛泽东的作家与作品。这一年，徐雉刚刚而立之年。
1899年；他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时就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能来，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激流中，他勇当新诗潮中的弄潮儿，参加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同时还是另一新文学社团“绿波社”的成员。1925年，苏州东吴大学大学毕业的徐雉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大革命的心脏广州，任北伐军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共产党人林伯渠时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麾下有较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企图“解决”这支驻扎在南京江北浦口的“异己部队”。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六军政治部终于遭到了袭击并被遣散，徐雉便回了浙江慈溪老家。为了谋生，他流浪到上海，当过海关报关员、报纸副刊编辑、私人秘书、记录员等，生活十分艰辛。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黑暗和个人坎坷遭遇，使得徐雉开始苦苦思索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生出路。于是，他从诗人转变为短篇小说家，用小说这种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文体来与黑暗抗争。
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办事员莫邪》和《嫌疑》等小说。《办事员莫邪》以他自己在芜湖海关的这段经历为背景，通过一位在北伐军中干过宣传工作的青年主人公，从南京到K市建设局谋生受排挤的遭遇，揭露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腐败。在《嫌疑》这篇小说里，主人公——一位曾当过北伐军政工干部的报馆编辑，因写《毛泽东的名片》一文而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直至开除受迫害。小说从侧面落笔，穿插描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来到第六军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逸事。刘继兴认为，徐雉颇具写作功力，在他笔下，毛泽东与小说主人公“我”对话时的音容笑貌颇为传神。唐？
曾评价说：“《嫌疑》一篇，从侧面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落笔不多，却有点动人的地方。”文学史家赵遐秋、曾庆瑞等认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徐雉在小说《嫌疑》中这样写道：
这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个秋天的早晨，距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还不到两个月。那时孙传芳已引军远退。我们第六军驻扎沿南浔铁路一带，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设在南昌城内。
那天，我们政治部挨到我当值日官，值日官的责任是：（一）接待宾客；（二）收发公文；（三）督率并训练部内的勤务兵；（四）汇录各科的工作日记……。我危坐在办公室内，身上斜挂着一条宽约三寸、长约四尺的红带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种标识。
传达进来，向我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值日官，外面有客要见主任。”说着就把一张名片递给我，仍装着一种立正的姿势。我点一点头，把名片拿过来，名片上的墨汁尚未干，显然是临时在传达室里写的。在它上面我只看得出一个“毛”字，“毛”字下面还有两个字，因为字体潦草过甚，认不清楚了。
“好！请他进来。”
传达又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约三十余岁的客人引了进来，不过他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我是记不得了，仿佛是罩着一件灰色的布质的棉袍。因为那时我并不曾想到今天我的笔会谈到他，要像小说家那样精细地观察他，注意他。
“请问林主任在部内吗？”他的声音低得几乎使人听不见，像是肺病到了第三期，但表情却是十分镇定自然。
“他大概是还没有起床，让我去问一问，你请坐！”
主任室的勤务兵告诉我，说林主任还没有起身。于是我便和这位毛先生攀谈起来。
“先生府上在哪里？”我讲着带宁波土音的普通话。
“湖南。”
“现在在哪里工作？”
“中央党部。”他说时脸上露着惊奇骇怪的眼光，语音也提高了点，已不是起先那样从鸽子翅膀里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