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30章

蒙在鼓里。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8节：“张作霖手黑”——　寸土岂能让他人
“张作霖手黑”——寸土岂能让他人
在民国史上，张作霖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十二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回到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张作霖雄踞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不少规矩，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关张学良禁闭三天，不许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被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五时许，当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俱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满洲，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9节：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还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公开发出《讨蒋通电》，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牺牲。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还有一处提到了邓演达。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曾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的一名司法官吏。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仅敢于公正执法，而且敢于站出来为冤情伸张正义，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对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态度是：“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治侍御史。对这一重大升迁，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识抬举，推辞不干。他对武则天说了一段使毛泽东读了十分感慨的话：“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却随时系在掌其生死大权的厨子手中，这是势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执法，这样一来，我必然会因此受连累而死。从徐有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官场险恶、司法腐败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
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其理由是，为了理想和正义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只考虑自己有可能牺牲而推诿不干。
毛泽东在给徐有功的这段话的批语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有五位是现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都大名鼎鼎，为大家所熟知，只有邓演达不广为人知。
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４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