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40章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4节：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四十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三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二十四路，兵力发展到三千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三万七千元（折粮七十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二十六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得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嫉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挑拨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邢仁甫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南蛮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锄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两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