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柒》第44章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
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