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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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愣愣地笑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卷心菜了。
从那时起，萨丽娅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可以到岛上探险，在海滩上玩游戏，小孩该怎么玩，我们就能怎么玩。妈妈会给我们包好三明治，一人一个，我们可以在早餐之后一起出发。
一旦出了大人的视线，我们便常常分开。在海滩上，我要么游泳，要么脱掉上衣，躺在大石头上，萨丽娅会走掉，不是去捡贝壳，便是在水里的礁石上跳来跳去，这样很不好，因为浪太大了。我们走的是小道，绕来绕去，穿过葡萄园和大麦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闲荡。那个年月，蒂诺斯还没什么旅游业，实际上是个农业岛，人们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榄树和小麦来过日子。最后我们觉得无聊，就找个地方吃午饭，安安静静地，在树阴下，或是磨坊边乘凉，咬一口，就看看峡谷，望着长满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达达往城里的方向去了。我们住在岛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几公里，就是蒂诺斯城。城里有个卖小玩意儿的小商店，开店的是个愁眉苦脸的鳏夫，名叫鲁索斯先生。随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橱窗里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四十年代的打字机，到皮子做的劳动鞋，要不就是一个风向标，老花架子，巨型蜡烛，当然还有帕纳伊亚福音教堂圣母像的复制品。没准儿还能见到一只黄铜大猩猩。鲁索斯先生也是个业余摄影师，他在店后面弄了个暗房。每年八月，当朝圣者来到蒂诺斯参观圣像的时候，鲁索斯先生就卖给他们胶卷，还在暗房里替他们冲洗照片，以此收费。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在他的橱窗里瞧见了一架照相机，放在破旧的铁锈色皮匣子上。每隔几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着这架相机，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带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国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园。我还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骑在骆驼背上，坐在尘土呛人的旧卡车里，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对炎热，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举目凝望，我要把它们也拍下来，然后看着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正是这个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鲁索斯先生的窗前，虽然商店当天关门，可我还是站在外面，脑门顶着玻璃，做起了白日梦。
“什么型号？”
我往后退了退，在窗户上看见了萨丽娅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脸。
“那台相机。”
我耸耸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说。
“你怎么知道？”
“这是过去三十年里最畅销的35毫米相机。”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不过外观上不怎么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块砖头。这么说你想当摄影师？我是说等你长大了。你妈说你想。”
我转过身。“妈妈告诉你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妈妈和萨丽娅连这种事都谈，真让我难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说的。她会打开自己的武器库，挥起唇枪，舞动舌剑，一本正经，却语带嘲笑，就像她谈起那些怪事、糗事时一样。她会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壮志。马科斯想走天下，用镜头拍遍地球。
萨丽娅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盖住膝盖。这是个大热天，阳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皮肤。几乎没人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口儿，迈着僵硬的步子蹒跚而过。老头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戴着灰色前进帽，穿棕色的花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进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
“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
“没有。”
“你拍过照片吗？”
“没有。”
“那你还想当摄影师？”
“你觉得奇怪？”
“有点儿。”
“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戴过手铐？”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惊奇，同时又有点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
“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
我叹了口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
萨丽娅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盒子？”
玛达丽娜和妈妈在厨房喝着葡萄酒，我和萨丽娅上了楼，用黑色记号笔涂鞋盒。鞋盒是玛达丽娜的，装着一双酸橙绿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着棉纸。
“她打算穿这种鞋去哪儿？”我问。
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做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头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
我们涂完了第二道，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道，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色必须均匀，做到天衣无缝。
“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子，上面有个眼儿，让光线进来，再拿东西来吸收光线。把针给我。”
我把妈妈的一根缝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子，加一根针？可是萨丽娅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强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点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里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眼儿，这盒子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出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做个快门。”
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出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视，眼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种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露、揭发、坦白着某种灾难性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户兜售辩诉交易的好处时，警察在凌晨三点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种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进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强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精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
“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色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
“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