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14章

日本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就是那个小偷。但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是经常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但无论怎样，如果主人公把矛头指向母亲，那他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尊心。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美国，这些都被看作个人幸福遭到外来干涉的事件，但日本人不能把干涉看成“外来的”。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好像在说，你可以去追求好日子，但得先还清欠债。当然了，道德的这种不公平的重压也会产生反弹。询问亚洲人什么是最可恨的，缅甸人说是火灾、盗贼、官府、歹人；日本人说是地震、打雷和老家伙。
日本人不会对记忆以外的祖先尽孝道，三代以前的长辈，墓碑都无人过问。许多专著都提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对构思非现实形象没有兴趣。与中国人相比，日本的孝道印证了这一点：孝道义务仅限于生存者。
热爱自己的孩子，西方人的看法是处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认为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非常明确地说，回报祖先恩情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照顾加倍地转向下一代。帮助贫困的直系亲属后代也属于孝道范围，但不要求必须出自慈爱之心。比如某个家庭收养了丧偶的外甥女，那个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只能吃冷饭剩菜。家里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的任何决定，她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特殊情况下她也可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这样做可不出自“义务”。
日本因为等级制度，兄弟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但家中婆媳冲突可能是最剧烈的。到现代，日本的姑娘们公开谈论要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男子，因为他可以外出谋生，媳妇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在沉重的“义务”的重压下，日本偶尔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相当露骨的怨恨。不过，这种现象在与孝道接近但更高级的义务———对天皇尽忠———中就不存在了。日本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与人间的生活完全隔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孝道也就成了一种幻想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过去700年来天皇始终是国家的象征，孤立而神圣，对国家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有责任。政治家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过去人们强调对将军尽忠，尽管日本人是这样做了，但阴谋推翻乃至暗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名和将军与百姓靠得更近，人们容易看清他是谁，这时候产生的忠诚自然淡薄一些。而天皇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天皇的形象。
。d　xs　
道德和它的压力（2）
。小［说网｝
忠诚，这一概念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得更远。日本政治家轻而易举地把全体国民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古老的民间传说，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无疑是起了些作用的。但这一传说并不像西方人想的那么重要。其实那些完全否定神的存在的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应该忠于天皇。东西方的观念差异在这里又明显了起来。
西方认为神就是至上，是等级的顶峰。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的距离更近。每个日本人
死后都会变成神，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日本对天皇的忠诚，更大的一个因素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它万世一统，继承皇位。西方人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日本的继承规则也与西方不同，但这种挑剔对日本人无效。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皇室就是“万世不变”的。明治维新之前，反德川的势力就是利用了“万世一系”的情况，而不是天照大神理论。
近代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忠”的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他长期在位，自然地成为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民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露面，都隆重地布置仪式，极尽尊荣。群众匍匐在地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上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遮闭，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严格按等级进行。日本没有天皇召开执政会议的说法，而是少数特权的“阁下”　们，“受赐拜谒天皇”。他难得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当他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通过这些方式，天皇凌驾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我们对国旗设置了某种仪制，并认为这种仪制不适用于个人。而日本人却充分利用天皇这个最具象征的人的价值。人民敬爱天皇，天皇也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的忠诚直接针对天皇，其间没有中介，他们自己用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一级一级传到他们耳朵的。“这是天皇御旨”，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罗里先生曾描述这么一件事：在一次日常的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不经他同意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一天，由于口渴和疲劳，有20个人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少。“那位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中，“忠”把一切都管了起来，从丧葬到纳税无所不包。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习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从规定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的税率，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引起国民的不满。联邦法律更受到加倍的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的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许多国民认为，对那些法律，无论怎样反对，也不能满足国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顺民。也许更符合实际的看法是，两国国民的自尊心取决于他们面对自己的不同态度。在西方，自尊心是与自己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我们的难处在于即使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他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负恩的重压之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特定情况下他们赞赏暴力，乐于采取直接行动了结个人私怨，这些是美国人不赞成的。然而，无论如何，“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