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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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与情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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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人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份内的情义”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志士等等，都像上不了高中的少年及不愿意当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
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就像美国人大书特书犯罪一样，他们对这些话题有切身之感，必须抒发出来。与杀别人相比，他们更津津乐道自杀。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某种满足。
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最近四五十年间，每当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把自杀作为最后论据而争取获胜，在日本很常见。德川时代有个著名故事，说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当众袒腹抽刀，准备切腹。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他达到了目的，也没有自杀。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是谈判手段而是为主义殉身，多半是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反对某些已签字的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以求留名史册。在这种场合，只有实实在在的自杀，才能影响舆论；不是摆摆架式进行威胁就能够奏效的。
在“份内的情义”遭受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广泛蔓延，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满足其雄心壮志。特别是1930年代，当局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使他们愈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把他们的抑郁归因于西方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很多知识分子都曾蒙受过的这种心理毁损。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是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对外发动侵略，使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虽然自己也许再也不会成功，但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却在参与一份成功的事业。
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上述信念的错误，消沉再次成为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怎么想，他们很难克服这种心情。它根深蒂固。东京的一位日本人说：　“再不用担心轰炸了，真是一个大解脱。但我们不打仗了，也没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心不在焉。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像医院的病号，干什么事都是慢吞吞的，茫然若失。人们抱怨政府对战争的善后及救济工作进展缓慢。我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虚脱状态的危险性与法国解放后一样。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6至8个月期间还没出现这个问题，日本则成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是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与此同时，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迎接美国人。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郁，也没有愤怒和敌意。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已经“忍所难忍”。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着手重建家园？他们有这种机会。占领军并没有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仍在他们手中。整个民族似乎都在欢笑招手迎接敌人而对自己的事却满不在乎。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奇迹，在1930年代倾注全力准备军事征服，他们的士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不顾一切，逐岛拼死作战。
这个民族其实丝毫未变。他们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应的。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在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要知道除了猛烈攻击以外，日本人还喜欢靠消除竞争来保持面子。作为一种派生的结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安全办法。作出努力反而会招致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消沉情绪蔓延。
但是，日本人并不会长期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既是当前日本号召改善生活的经常性口号，也是战争期间广播中常用的词句。随着对美国的适应和理解，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开始了：“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轰炸废墟的瓦砾依然未清，公用事业仍处于停顿，这对日本名誉该是何等玷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那敏感的荣誉心开始起到正面作用。他们也希望倾注最大努力，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在联合国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那仍然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则全然一新了。如果将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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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与情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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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是坚决投入还是躲避争斗要看具体情况，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既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没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
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未发生过多少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抱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怎么都难相信是真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猜不出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巨变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大部分学者对那种可怕的不投降主义有深刻印象，相信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会拼死报复。某些人进一步说，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情义”。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的战争理由是，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