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30章

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是完全暴露的。
而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时代建立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对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里，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他能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据说大有为此镜子不离身的人在。甚至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虽然很不寻常，但并不费事。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特意播送过一首歌，赞扬几位女学生掏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完全不会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认为这是她们心灵深处重新焕发出为沉毅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审视精神灵魂的高尚行为。
在孩子心中培植“观我”观念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对镜子发生了感情。他们照镜子时并没有看见所谓的“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们的童年时代一样是善良的，是无需用“耻”来开导的。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意义也成为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基础。在这种自我修养中，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以求复归儿时的直率和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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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8）
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的各种影响，并不会导致他们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是在剥夺特权。日本人常常攻击基督教的自我牺牲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这是“自觉自愿”地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了他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dog’s　death”在英语中，是指穷困潦倒而死，而日本人是指没有价值的死。一些不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称作“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
“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克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戒律的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爆发出来破坏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放肆，甚至可以姿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在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迷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往往举动怯懦，但他们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极为驯服，但也不会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盲从的训练，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的学说，这就是他们矛盾性的明证。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些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处处被宽容的骄纵经验和后来生活里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束缚。
很多日本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惟恐纵情会跟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并非幻想，而是确曾有过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有些人会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害怕着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为了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把思虑沉溺于日常琐事，每天机械上演着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外还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加深刻，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会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经不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动辄就陷入紧张和激动。凡是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事件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以上是日本人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特殊危险。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也保持着幼年所培育的不刺伤他人的情感的习惯。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功。幼年时代使他们具有了自信。罪感意识尚未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花、赏月、赏菊、观雪、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郁结烦恼和深藏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不消沉颓废。在日本还未从事那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生活中闲暇时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奋，绝对不逊于任何民族。
但日本人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遗弃和讥笑等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务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点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和国家增光。这样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的一大强国。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是种沉重的负担。人们高度紧张，惟恐失败，惟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轻视。有时他们的积愤爆发，会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而这并非是像美国人那样，因为其主张或自由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的危险的自我，如果可能，就会向侮辱者诽谤者发泄；如果不可能，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被美国人视为像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战败以来，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没有顾虑率性而为，他们将会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经传神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值的园圃赋予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这样的人，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庭名声，从不惹父母、老师、上级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以莽撞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花园中有一块土地特意让它荒芜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