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七大帝国的没落》第30章

魏忠贤趁熹宗兴致勃勃地做木工活时让他审批奏折，使权柄落在自己手里，肆意搜刮，民不堪命。他每次出行，都乘坐文轩，羽幢青盖，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在两边保护，厨役、优伶、百戏等紧紧相随，总共数万人，声势浩大，尘埃蔽天。经过之处，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
中国卷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8）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第一个请给魏忠贤立生祠，熹宗准其请，并赐名“普德”。此后各地闻风而起，魏忠贤把它看作是衡量各地官员对自己效忠的尺度。各地争先恐后地立生祠，于是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
甚至有一国子监生，竟然向皇帝上奏请求将魏忠贤配祀孔子，于是在国子监西侧建立了魏忠贤祠。一个宗奉孔子的读书人，竟然让一个文盲阉宦来配祀大成至圣先师，还赢得了一些官员的喝彩，这些官员们的道德沦丧到何等地步可见一斑。难怪樊树志先生议论说：“如果没有昏庸的皇帝的纵容，没有奉圣夫人客氏的支持，没有一大批无耻官僚的吹喇叭抬轿子，局面不至于如此。那些内阁、六部大臣乃至封疆大吏，个个争以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为荣，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明史·阉党传》只列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王绍徽、田尔耕、许显纯等。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一共查出三百一十五人，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帮派。”（《国史十六讲》）中国历史一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总会有一大帮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冒出来，过后，仿佛都是时势所逼，出于无奈，实则投机取利，恬不知耻。远了如武则天时期的群臣百相，近了如“*”中的芸芸众生。
魏忠贤的族孙魏良栋仅三岁也被封为东安侯、魏鹏翼仅二岁封为平安伯世袭，他的从子魏良卿甚至代替天子在南、北郊的祖庙主持祭天地、祭祖宗的大礼。
魏忠贤的胡作非为，引起东林党人的极度愤慨，天启四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吓坏了，忙向熹宗哭诉，在客氏和王体乾的极力帮助下，才没有被处理，熹宗反而下旨痛责杨涟。魏忠贤这回决心赶尽杀绝。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终于兴起大狱。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魏大中，都平素廉洁正直，但反被阉党诬蔑受贿，皆逮捕至京下狱。同时下狱者还有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时称“六君子”。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于是，东林党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
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全靠熹宗的昏庸无知、懒于政事。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下令把魏忠贤发往凤阳，后又派人追逮治罪，魏忠贤闻知，提前畏罪自尽，结束了他罪大恶极的一生。
皇帝的昏庸怠政，使得阉宦们有机可乘。掌权的宦官们完全没有政治良心，胡作非为、肆意荼毒，将国家机器当成了自己巧取豪夺的工具，这样的国家不亡也难！
3。守正清刚———东林党议
读书人的气节是显在关键时候的，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明王朝的晚期，宦官又一次专政，这必然又是一次知识分子的劫难，仿佛东汉。历史总是不断地相似，留给后人浩叹！
张居正死后，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明神宗逐渐怠政，不肯上朝及接见阁臣来商讨国事。万历二十年后（1592年），他干脆把奏章留在禁中，不批不出，使政事陷于瘫痪。他还认为承平时期官吏不必多，加之猜忌成性，对官吏多不信任，因而在他的时代，有意使官吏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的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导致整个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再加上张居正的继任者认为张居正的覆灭是因为其“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所以都一律的故作平庸，因循默守，对上无所匡正，对下敷衍了事，使明王朝失去了政治是非标准，中央议政体制形同虚设。官僚们*成风，上下通同，置人民痛苦和国家兴亡于不顾，到万历晚期，政局更加不可收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和官员抱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语）的态度，积极参与中央决策和官员任免，反对擅权无能、尸位素餐的阁员和乱政虐民、贪污*的宦官，于万历中期以后，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力图挽救日渐没落的大明王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党议”。
中国卷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9）
东林党议是继东汉党锢之狱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又一次集体张扬，他们不畏权势、声张正义，将家国兴亡高高置于个人生死之上，与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其酷、其烈、其惨，比东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批批文人士大夫在泯灭人性的严刑面前毫不屈服，终至虐杀，为中国的脊梁又增添了一份重量。
党议兴起
东林党为了吏治清明，天下安定，积极干预官员任命。在他们的呼吁得不到皇帝和首辅的重视时，就决定利用六年一度的“京察”作为反对政敌的机会。这样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丁亥京察到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间的七次“大计”，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京察是明清两代考察京官的制度，始于洪武朝。在京的称京察，在外地的称大计。弘治十七年（1504年）五月，经吏科给事中许天赐奏定，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巳、亥年为京察之年。届时，四品以上京官具疏自陈，由皇帝决定去留。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然后具册奏请。京察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并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咨访。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四格”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八法”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别给以提问、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八法”后去掉贪、酷，改为“六法”。清初沿用明制，定为三年一次，子、卯、午、酉年为京察之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一意奉公，力杜请谒，将公论所不齿者贬斥殆尽，可结果却是孙、赵及支持他们的官员包括顾宪成、高攀龙等先后被迫辞职或革职为民。顾宪成居家后，希望通过讲学的方式激励人心、有益世道，于是联络当时地方官员修复宋朝学者杨时创建的东林书院，偕当时因遭打击而被罢官的正直士夫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顾允成（顾宪成弟）讲学其中。受到了另外一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的纷纷响应，冯从吾在陕西、邹元标在江西、余懋衡在徽州也开始讲学，四书院彼此声援，与在朝的李三才、孙丕扬等遥相呼应，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东林书院逐渐成为对在朝官员声誉、行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舆论中心，聚集为一股全国性的政治势力。
东林书院所起的作用，仿佛当年东汉的太学，这样一帮肆口横陈的书生，会遭到什么样的结局呢？
东林党的政敌是以山东莱芜人亓诗教为首的齐党、以湖北黄冈人官应震为首的楚党、以浙江慈溪人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南直隶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和以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东林党人控制北察，汤宾尹和顾天峻被察，东林党人首次在京察中获胜，但同时在南察中则受到打击。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则齐、楚、浙三党控制了朝政，东林党一再受到打击。神宗死后，由于对太子朱常洛有翼戴之功，东林党人全面参政，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中，赵南星再次以左都御史的身份罢斥了扰乱政局的亓诗教、赵兴邦等人，吏治为之一清，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
三案之争
神宗虽然于万历二十九年迫于众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结束了长年累月的“国本之争”，但朝臣当中已经分化成坚决反对郑贵妃和福王朱常洵的东林党和依违其间相对附和郑贵妃的“邪党”两派，这为日后的三案之争埋下了伏笔。
“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