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24章

度也没有改变。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中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几天后，爷爷建议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协助以色列，“非常尊敬，毛发无损，秋毫无犯”。让黎凡特阿拉伯人回归到他们的历史家园，他称之为“阿拉伯家园”：“就像我们犹太人回到咱们故乡一样，他们应该荣归故里，回到他们出生的阿拉伯家园。”简而言之，我询问，要是俄国人攻打我们，以使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免遭返回故里的艰难困苦，他认为该怎么办。他淡粉色的面庞气得通红，盛气凌人地吼道：“俄国！你说的是哪个俄国？　俄国已经不存在了，尿床的小东西！俄国不存在了！或许你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咳，有什么呀，从布尔什维克还在敖德萨港口地区，尚且无足轻重的时候，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了。他们不过是一帮盗贼和群氓！锅底上的沉渣！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是大张旗鼓地虚张声势而已！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多么奇妙的希伯来人飞机，枪支，咳，有什么呀，我们应该派这些年轻小伙子和我们的飞机穿过彼得堡，大概来去各用两个星期，一枚利利索索的炸弹——我们以前就该对他们这样——一声巨响——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像脏棉毛，飞进了地狱！”“你认为以色列该轰炸列宁格勒吗，爷爷？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你听说过原子弹吗？听说过氢弹吗？”“都在犹太人的掌控之下，咳，有什么呀，美国人，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犹太科学家之手，他们必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和平呢？有实现和平的途径吗？”“有。我们得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得痛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来向我们祈求和平——然后呢，咳，有什么呀，我们给他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毕竟，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诫，追求和平——咳，有什么呀，倘若需要，我们和巴格达讲和平，倘若需要，我们甚至和开罗讲和平。难道不应该吗？怎么会这样？”
十月革命、内战和红色胜利后的困惑、贫困、审查和恐惧，使敖德萨的希伯来作家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处逃散。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鲁斯兰号”前往巴勒斯坦，他们抵达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亚的开端。其他人从敖德萨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国。亚历山大爷爷、施罗密特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移居巴勒斯坦——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于是他们去了立陶宛，那里是克劳斯纳一家，爷爷、约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离开的地方。维尔纳依旧在波兰的统治之下，激烈的反犹主义在那里从未间断，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和恐外症在波兰、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庞大的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来说，仿佛是压迫者体制的代言人。边境那边，德国正遍布着新的、冷酷凶残的仇犹纳粹。在维尔纳，爷爷也是个生意人。他期待不高，从这儿买点什么到那里去卖，这中间有时候会赚些钱。他把两个儿子首先送进希伯来学校，继之送进传统的中学。大卫和阿里耶兄弟，不然就是叫作兹尤兹亚或者是罗尼亚，从敖德萨带来了三种语言：他们在家里讲俄语和意第绪语，在街上讲俄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办的幼儿园不得不讲希伯来语。这里，在维尔纳传统的中学里，他们又加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在大学欧洲文学系，学习了英语和意大利语，在闪语哲学系我爸爸又学了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和楔形文字。大卫伯伯不久找到了一份教文学的工作，而我爸爸耶胡达·阿里耶1932年在维尔纳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但是这时的反犹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犹太学生不得不遭受屈辱、人身攻击、歧视和施虐狂虐待。“但确切地说，他们向你们做了什么？”我问我爸爸，什么是施虐狂虐待？他们打你们了吗？撕你们的练习本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申诉呢？”“你无法，”爸爸说，“理解这些。不理解更好。我高兴，尽管你也不能理解这个，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为你不理解那种情形而高兴。我当然不愿意让你了解。因为不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它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不会发生。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我们谈谈你的行星相册好吗？当然我们仍然有敌人，有战争，有围困，伤亡不小。那是肯定的，我不否认。但这不是迫害。这——不是。既不是迫害，也不是侮辱，也不是集体屠杀。不是我们在那里得要遭受的施虐虐待。那将一去不复返了。不是这里。要是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一报还一报。我觉得你把火星插在土星和木星中间了。错了。不，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查一查看看什么地方错了，你也可以自己把位置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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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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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时期保存下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相册。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卫，二人都在上学，神情都很严肃，苍白，尖顶帽下露出他们的两只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这是亚历山大爷爷，开始有点谢顶，胡须浓密，装束整齐，样子有点像沙皇时代的一个小外交官。这是一些集体照，也许是毕业班。毕业的是爸爸还是大卫伯伯已难以知晓，他们的脸很是模糊。男孩子戴着帽子，女孩子戴着扁圆的贝雷帽。多数女孩都是一头黑发，一些露出蒙娜丽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极想知道的东西，但你不会知道，因为它注定不是对你的。那么是对谁的呢？几乎确定，这些集体照中的年轻人实际上都被剥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恶犬追逐，挨饿受冻，进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们当中还有谁幸存？我对着强光细看集体照，试图在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种内在的坚韧，这坚韧或许使第二排左边的男孩猜测出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不相信所有安慰性话语，在时犹未晚之时爬到隔离区下面的阴沟里，参加了森林游击队。不然就是，中间那个漂亮女孩怎么样了，她显得聪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爱，不能欺骗我，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我已经什么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大概她幸存下来了？她是逃出来参加鲁德尼克森林中的游击队了吗？她是由于外表像雅利安人，设法藏到隔离区外面的一个区了吗？她躲进修道院了吗？不然就是在时犹未晚之际设法躲开德国人及其立陶宛亲信，溜到了俄国境内？不然就是她在时犹未晚之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过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在耶兹里尔峡谷的一个基布兹管理蜂箱或者鸡舍？这是我年轻的爸爸，长得很像我的儿子丹尼爱拉（中名是耶胡达·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样），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岁，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着蝶形领结，纯真的双眼透过圆圆的镜片在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一个聊天大王，然而非常腼腆，这并不矛盾，黑油油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脸上露出一种欣喜的乐观：朋友，千万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战胜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发生什么，也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照片中的爸爸比我儿子年轻。如果可能，我会走进照片，向他和他快乐的朋友发出警告。我会试图向他们解释将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是不是在取笑我们呢？这又是我的爸爸，一副参加舞会的打扮，头戴裘皮无檐帽，一顶俄式帽子，在划一只小船，两个女孩子冲他微笑，有些卖弄风情。这张他穿的是有点滑稽可笑的灯笼裤，露着袜子，一个头发中分的女孩微笑着从身后拥抱他。女孩正要把一封信投进标有“邮政服务”字样（照片中的字迹清清楚楚）的信箱。这封信是寄给谁的？收信人怎么样了？照片里另一个女孩，那个身穿条纹长裙，胳膊上挎着黑色小手包，穿白鞋白袜的女孩又将命运如何？　照片拍过之后，女孩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继续微笑？这是我的爸爸，也在微笑，突然令人想起那个在年幼时被母亲打扮成的小姑娘，与之在一起的还有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他们在森林里，但是却穿着他们在城里穿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