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动之秋》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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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鹏程的开场白使作家们打了个愣征：这番话像是内行人说的，又不是一般内行人说得出来的；新观点旧观点自然融和，批评、鼓励与表态亲切坦诚，毫无矫揉造作、盛气凌人的气味。
外号“猴子”的诗人，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面前这位久闻大名的“魔鬼”，眉毛下露出的是惊异和惶惑的目光。程越瞟着他，嘴角透出几分得意、几分嘲讽。
这位猴子，是市运输公司的团委书记。在单位，是个以正统、忠厚而红得发紫的人物。出来，写起诗来，却是“魔眼洞世，兵出祁山”。采访岳鹏程他是最积极的一个。但他这种积极，与急于目睹一个怪物，急于证实一种预言或奇想，没有多少区别之处。
“你们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么个时候到我那儿看看？”岳鹏程问。
“你们家里”“我们家里”，“你们那儿”“我们那儿”，是蓬城权势人物的口头掸。这个口头禅到了岳鹏程嘴里，那个“们”字向来是被省略了的。
“我们听岳书记安排。”老党说。
“这是哪儿话？你们是市里的领导！”岳鹏程这样说，却又道：“明天怎么样？
大桑园为作家们敞开门户！”
“谢谢岳书记。就按岳书记的安排办。”
“那好。你们今天晚上要采访我么个？出题目吧。”
“我们想，是不是先请岳书记介绍一下农村改革的概况。”老党说。
“这个问题应该由县委书记回答。农村改革按中央的说法，到现在走了两步。
第一步是由集体大锅饭到家庭承包，是一个进步。但我看也得一分为二。好在大锅饭打破了，个体积极性发挥了；不好在实行时一刀切、一风吹。别的地方咱不了解没发言权。咱们这儿，凡是把集体经济拆散了、分光了的村子，都糟了糕。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我不重复。农村改革的第二步，是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的，内容就是一个：发展商品经济。依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小农经济，单一耕种，自给自足，从秦始皇他老姑奶奶那一辈就开始搞，结果怎么样？今年初县里培训支部书记，我发表了一个谬论：马克思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土特产，现在看站不住脚了，大家也都认了；现在把发展商品经济说成社会主义没发达，不得不这样搞，同样站不住脚。以我看哪，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取消了商品经济也不灵！这是不是个理儿，大家可以批判着听。”
岳鹏程读书不多，极其认真，重要内容必得抄录背诵，并且能够随时加以引用和发挥。这是他从部队当学习毛著标兵时便养成的习惯。这一手，使许多听过他讲话或报告的人，往往为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思想锋芒，惊诧不已。
他见几个人在作记录，笑笑说：“我的作家同志，我说的这些大部分是中央文件、报纸社论上说的，小部分是我胡说八道的。你们记回去，以后打我的黑枪，我可是一概不认帐啊！”
大家都笑了，那几个人合起了采访本。
“咱们谈点具体的好不好？谁有问题提出来，我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就来个‘无可奉告’怎么样？”岳鹏程注视老党、程越，又看了看其他几位作家。
一阵静默。老党的问题得到了回答。程越原本没有问题要提。其他几个人都把目光集中到猴子诗人身上——一路上他就扬言，今晚非要看看魔鬼生的几只眼睛不可。
猴子诗人对岳鹏程的初步印象是：出乎料想，颇为不凡。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推翻感觉，得出的结论是：狂妄自大，虚言饰实。
“我想提几个一般人接受不了的问题，不知道岳书记能否允许？”他故作郑重地说。
“一般人接受不了的问题？么个接受不了的问题？我倒想听听。”岳鹏程勇于接受挑战的性格，与猴子诗人的挑战，一拍即合。
“第一个问题，”猴子拿出小本子看了一眼，“有人说乡镇企业是寄生虫，寄生在国营企业身上，靠刮国家的油水而肥私。岳书记对这种说法有何评论？”
“我的评论是，首先应当问一问说这种话的人是么个虫？依我看，不是寄生虫也不是么个好虫。因为稍微懂一点中国国情的人，说不出这种话来。”
问得尖锐，回答得不客气。会客室里竖起一片耳朵。
“中国的国情是么个？一是地大人多，单靠国营工商业满足不了需要二是农村潜力大，但得不到发挥。二二归一，就是一个‘穷’字。乡镇企业解决的就是这个矛盾。使农村潜力得到发挥，农民富裕成为现实，还丰富了商品生产，给国家带来好处。拿我们大桑园说，这些年国家没投一分钱的资，每年创造几千万产值，上缴国家几十万税金。我请问，哪个世界上有这种寄生虫？”
猴子：“岳书记的回答我赞成。但有人说，乡镇企业是靠行贿受贿、请客送礼、搞不正之风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
岳鹏程：“这种情况有没有？有。是不是事实？是。但要看用么个观点来说。
同样一件事，比方我们用土特产品——主要是海产品，跟人家做买卖。按过去的观点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按现在的观点，是互通有无搞活经济。同样是请客送礼，有人说是不正之风，我说是礼尚往来。我不知道你这位小同志家里来了客要不要请人家吃顿饭？人家要走，要不要送一点礼物给人家带着？国家元首互访，还要举行国宴赠送礼品味，那也叫作不正之风？”
猴子一时语塞。
岳鹏程又补充说：“这种事在香港叫做公共交谊，哪个企业都专门有这笔开支。
当然啦，咱们不能跟人家比。人家国外在街上走道都是靠左边，汽车驾驶台也在左边。咱们走私日本的那些车，都是驾驶台改了才进来的。”
作为运输公司的团委书记，猴子自然清楚，行路靠左边、汽车驾驶台在左边的，只有香港和英国等极少几个国家和地区，远不是岳鹏程所说的“国外”，更不包括日本。他想指出，杀杀岳鹏程的傲气，又觉得没必要，只在小本子上重重地写了四个字：“不过尔尔”。“尔尔”的后边是两个蝌蚪似的“！”。
程越也听出了岳鹏程的失误，想提醒纠正又觉不妥，只有暗自抱憾。
猴子：“有人说，农村群众并没有那么富，只有少数干部在那里享受。这种情况不知存在不存在？”
岳鹏程：“存在。”
猴子：“岳书记认为这是正确还是错误？”
岳鹏程：“有正确有错误。比方说我，出有车食有鱼，还可以住住高干疗养院，拿的工资比高干还多，一般群众的确不好比。但你只看这些说明不了问题。八百斤的小车我推过，冰天雪地赤着脚丫子我站过，公安局的黑屋子我蹲过，三天不吃饭。
一顿吃五斤地瓜干子的罪我遭过。哪个群众能站出来比一比？中央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为么不能包括在内？我现在这些享受确实有些特殊，但我是拼命干出来、挣出来的，问心无愧。至少比上面有些干部整天自己不干事，却指责这指责那强得多！比起那些无功无德，甚至有罪有过，还照样向上爬当大官的强得多！”
“讲得好极啦厂程越鼓起掌。她想起那位前任市报文艺部主任。那样一位无德无才的干部，并且已经超过了提拔的年龄线，去年机构改革，文艺部主任没法干了，居然通过关系调到文化局当上了副局长！
岳鹏程没有因为她的叫好而打断思路，说：“当然啦，我说的这是低标准。但有些人为么个不因为有些地方群众吃不饱穿不暖，去责备有些当大官的住小楼、穿西服、坐洋车？恐怕骨子里还是个轻视农村干部的观点在起作用。农村干部是驴是马也得给点草料吃吧？‘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毛主席都批判过的，不可能！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否认农村干部有坏的。有的坏得头发梢都生蛆！过去说是‘三猛’干部：猛吹，猛舔，猛往上爬。现今说是‘三长’干部：手长，嘴长，家伙长。把个村子作践得没个人样，老百姓哭都没地方哭去！我们登海镇就有那么几位。对这种人我主张杀！把小刀磨得锋锋的，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你们哪位肯出面呼吁呼吁？呼吁成功了，我岳鹏程请客送礼，外加敲锣打鼓放鞭炮！”
岳鹏程的赤裸裸的表白，毫不掩饰的感情宣泄，以及让人难以接受却又无法驳斥的理论，使这些惯于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