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清》第365章

算是自作自受。
明万历皇帝更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万历中年，户部岁入本折钱粮，总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其折色入内库者六百余万，入太仓库者三百六十八万有奇”，国家征收的田赋，竟有三分之二流入了宫廷的内库，供万历皇帝一人使用。即使这样，银子还是不够这位神宗皇帝花，于是他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从民间直接收取工商业者的税收供应大内。结果是“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把百姓钱财收刮一空，化国为家，真正实现了这位皇帝“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的“豪言壮语”。
皇帝贪财好货，臣僚自然群起效仿，导致吏治的整体腐败。奉明神宗之命四处搜刮的矿监税使，就几乎个个是贪污的高手。如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税监孙朝只上交内府15800两，而将29400两隐匿私吞。据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揭发，矿监税使搜刮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按此估算，矿监税使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10年间，大约贪污私吞了黄金10万两，白银四五千万两。一般的官吏，同样是贪得无厌，不仅贪污赈灾银两、工程银两，就连赎赃银（贪官赎贪污罪的款项）也不放过。
湖广巡抚秦耀因遭弹劾罢官，离任之时还“侵赎赃银巨万”。一些内阁大学士的屁股也不干净，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就以纳贿而著称。据载，他曾接受楚王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的贿赂。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书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钱神锢臭，恬不为非，无怪乎廉白之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面对朝廷官吏的整体堕落，这一百一十个监察御史如何监督得过来！
“所以说无约束的皇权是万恶之源，无论多么缜密的监督网络，如果漏掉了皇帝这条最大的鱼，监督体系最终都会变成一种摆设。而当监督体系完全失效之后，就是新一轮的王朝更替。”
龙轩感觉很可笑，自己思虑到如今，最终要解决监察体系的办法，居然是限制自家的权力。
明朝的监察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当皇帝勤政有为时，监察体系能够有效运作，确保吏治清明。而当皇帝出现惰政、乱政之时，监察机构就会产生异化。
异化的一种表现是，监察权力沦为政治暴力的工具。
建立严密监督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朝廷官员的清廉，严厉惩治贪·腐官员只是一种手段。朱元璋对贪官“剥皮揎草”，用意也只是震慑而已，希望官员都洁身自好。但是，后来的皇帝更看重的是这种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利用厂卫及其他监察机构来控制朝廷官员，通过莫须有的罪名和秘密的杀戮来建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局面，以达到皇权的稳固，将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阴谋为本的特务机关。典型的背本逐末。
明朝的皇帝这样做，朝廷的官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殿为臣的官员们也开始利用监察机构的权力互相攻击。在明朝，官员根据门生关系、同僚关系、同乡之谊等形成诸多的朋党，如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等。各个党派为了自身的势力，相互倾轧。
而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掌握监察机构，引导舆论，在官员的定期考核中清除对立党派的官员。如嘉靖时，严嵩即在监察机构内部安插自己亲信鄢懋卿、胡宗宪担任御史、巡按以打击政敌、铲除异己。徐阶力图去除严嵩，自己入阁，于是“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弹劾严氏父子”。
由此开始，科道诸官沦为内阁权力斗争的鹰犬，对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政敌，在内阁首辅或者本帮宿主的授意下“群起而逐之”。更有甚者，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权柄在握，大肆利用御史或者言官打击异己。
天启初，周宗建上书批驳魏忠贤专权用事，魏阉则指使给事中郭巩弹劾周宗建。其他科道官员如崔呈秀、倪文焕、石三畏等，御史王绍徽、崔维华等人，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尽了犬马之劳。在明代后期朋党之争的漩涡，监察机构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此时的监察机构已经完全背离设置该机构的宗旨，成为了吏治进一步败坏的催化剂。
异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监察官员整体的堕落。
明洪武十三年正式确定了官员的俸禄标准，其中一品官员是87石月、二品61石月、三品35石月、四品21石月、五品16石月、六品10石月、七品7。5石月、八品6。5石月、九品5。5石月。对比所有的封建王朝，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而且明朝廷在发放俸禄的时候只是发放部分禄米，其他部分通过折钞的方式发放，往往是朝廷变相地克扣官员的俸禄。
所以明朝廉洁的官员都过着相当艰辛的生活。如明英宗时期，御史刘准为七品官，每月实际发放的禄米只有一石五斗，养不活一家人，病死之后，还留下向同僚借的30石米的债务无法还。
明宪宗、孝宗时的张昺，官至正四品的四川按察司副使，因病辞官后生活无着，时而断炊，死后没有钱买棺材，还要靠旁人帮村才得以埋葬。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右都御史的任上离世，死后清点其财产，“俸金九两，葛布一端，仅衣数件而已”。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监察官员要保持自己的操守是需要坚强意志的。
然而，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退化。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带来私人经济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明朝内廷、宗室已经完全放弃了朱元璋所主张的节俭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奢靡之风盛行。
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俸禄微薄的士人群体逐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官员变成商人，权力化作资本，官场充斥着铜臭之气，当时的状态是“大官贪污受贿致富，小官舞弊勒索济生”，几乎是无官不贪。明代士林翘楚如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无不身家百万、富可敌国。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虽然科道官员当初也有舍己为国、一心忠于朱家王朝千秋大业的理想，但儒家伦理价值观总归经不住私人经济利益的强烈持久冲击，最终丧失自我，成为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李贽是明朝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万历五年做过姚安的知府，在面对私人利益和儒家伦理之间的挣扎，他这样自嘲“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而对当时读书人的目的也说得非常的直白：“自朝自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久而久之，缺乏有效监督的科道官员就同样染上了官场恶习，要么逐权逐利、贪渎成风，要么随波逐流。
这些监察官员“以缄默为老成，以謇谔为矫激，已难乎其忠直亦”。而一旦监察官员开始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滥施淫威、巧取豪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就沆瀣一气，对社会的盘剥就更加变本加厉、有恃无恐。
明朝初年的陈宁是明早期御史台的左御史大夫，在苏州时征收赋税非常苛刻，经常用烙铁烧人，当时官吏百姓都深受其苦，称其为“陈烙铁”。
嘉靖时期的赵文华，曾以右副都御史身份总督江南、浙江两省，也算是都察院的重臣了，同样也是下欺将士、上进谗言、打击异己、大肆搜刮。到了崇祯年间，“为人贪鄙无远略”的马士英，也担任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和右都御史，他在巡抚宣府时，刚到任一月就“檄取公帑数千金”。面对监察官吏普遍堕落，万历年间御史陈登云有这样的感慨，“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除大奸、歼巨蛀哉”，言语之间流露出对监察系统的彻底绝望。
监察体系的两个致命缺陷，也并非明王朝所独有，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是这样。这也使得明王朝的监察系统逃脱不了异化的历史命运。而异化了的监察体系无法纠正官场弊政，只会加速王朝统治集团的整体腐败，最终导致了历经十七代、二百七十六年明朝的灭亡。
明王朝是一个由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者建立起来的帝国，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身受贪官污吏欺压之苦，对元朝因为吏治败坏而导致亡国的教训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明朝建立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