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122章

一个小铜锅煮饭，煮了二升米，供应了很多人，总是吃不完。（三）大师兄强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丢了一根粟杆在地上，几个大汉抬它不起。（四）大师兄曹福田初到天津，向租界一指，租界便起了火。
义和团的发祥地是山东西部，巡抚毓贤很赏识它，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却决意将它扑灭。
毓贤之所以被调差，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多次抗议。那时候，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冬季。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已到了械斗的阶段，教民有被“义民”逼迫“烧香拜神”的，“义民”也有被教民“开枪打死”的。所谓“义民”，是指的义和团团员及其附从份子（包括“大刀会”会员）。
清廷在十一月初四日召毓贤进京，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袁世凯不比毓贤。毓贤没有自已的兵，袁世凯是带了他的“新建陆军”来的。新建陆军这时候改了名字，称为“武卫右军”。他又把山东原有的“勇”营三十几营，选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加以训练。因此，他镇压义和团颇有力量。
在他到任以前，山东仅仅荏平一县便已有“拳厂”八百余处。到任以后，只花了两个多月工夫，他便把全省的团员压得销声匿迹，或逃奔到直隶去了。
他的方法是，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练拳者死，办拳厂者死，赞助拳厂者死，家产没收，以一半或全部赏给告密的人。
他把这八条章程推行得很有效。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竞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扬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信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样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代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中国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水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　
《细说清朝》一三三、八国联军
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他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