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00章

如果生活在今天，张献忠会是心理学家用来分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最佳样本。他读书期间表现顽劣，成年后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无法遵守社会秩序，行动无计划，冲动，他报复的强度与受到的挑衅不成比例，他性情异常而智能，认知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典型病状体现得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几乎找不到他拥有爱心、同情心的证据。虽然一世称雄，然而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至极的。
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这一人生观在他那著名的《七杀碑》也得到印证：
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每个起义军领袖都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世界怀有敌意。张献忠作为一个社会最下层的贫民，理所当然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总是仇恨最深。而张献忠的问题在于他的敌意不仅仅是对准了社会的不公平部分，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充满仇恨。
长期征杀、破坏带来的深刻罪恶感，进一步破坏了张献忠内心的完整，他无法对自己进行肯定，越发迁怒于外界，来获取心理平衡。明末社会黑白颠倒，怪相重重，到处都充斥着一股戾气。这也给张献忠独特的世界观提供了论据。
张献忠在谷城复叛时，曾在墙壁上留给大明王朝一些话，“自己之叛，总理（熊文灿）使然”，并把他交往过的所有官员的名字写在墙上，下面写上某月某日索取贿赂多少。在张献忠的眼里，这个世界人心败坏，无官不贪，无人不恶，人人该杀。
两位传教士曾经对张介绍天主教教规戒律，张献忠闻之，非常惊讶于天主教戒律之圣：“赞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详，管理人良心，诚为不二法门。故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法律于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此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灭此种僧党及世上恶人。’”
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李自成对两任妻子都比较专一，这两个女人却都没有生育，并且先后与他人私奔。张献忠则似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他身边的女人经常是在陪宿几夜之后就被杀掉。并且，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对折磨她们总是有着格外的兴趣。
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中，没有发现张献忠有过孩子的证据，只知道他认了许多义子。如果猜测这两位领袖在性能力方面有问题，也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操纵别人的生命，则是他感受自我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入川之前，关于张献忠的喜怒无常记载就非常之多。他到汉州时，许多百姓“匍伏道左”来欢迎他。张献忠很高兴，遂赏给每个人一块元宝。回新都时，同样有百姓早早地来到道边迎接他，张献忠却勃然大怒：“你们是想要老子的元宝吗？”折断路边的粗树枝对着人群乱打，当场打伤数人。
正像德国学者弗洛姆所说，“（施虐）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疾者的宗教”，“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成了这个物品的神”。
张献忠的喜怒无常，隐含着的无疑是能够随意决定别人命运的从容与自得。对于一个不能在爱，在建设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找到快乐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由自己绝对自由地任意操控，自己扮演的，不就是人间的上帝吗？还有比这更让人醉心的角色吗？
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弗洛姆分析施虐狂的内心说：“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恨生命。”“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感觉不到关联和共鸣。”我们在张献忠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同情心的空缺。他从不为自己的残杀行为感到后悔，在他看来，杀人是他的责任，那个控制着他内心的恶魔就是天意。他常说：“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第三十四节　釜底抽薪之计
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张献忠就是这样。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虽然他通过科举，已经把大部分读书人网罗进城市严加看管，但漏网之人毕竟还有不少。全川大乱，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显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比如：“张献忠兵过叙（州）。宜宾诸生鱼嘉鹏、诸生李师武、义勇彭明扬夜砍其营，得印绶，被擒杀。”又如：“范瑜，总督旷子，邑库生。为流贼胁至成都，同庠生刘玉发共通官兵。”
在各地组织地主武装与大西军作战的诸生们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郑延爵，绵竹胡国柱，邛（qióng）州叶大宾，南充樊明善、王景启，顺庆邹简臣、赵司铉，夹江黎应大，宜宾张文灿，江安罗文灿。
张献忠觉得很有必要对读书人再进行一次大清洗。
大顺次年（公元1645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帝国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考取者，将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异。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军令严明，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参加过这次“考试”的一个年幼的考生欧阳直，后来写了一本《蜀警录》，记载他在那场大乱中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据载：
“读书人来齐了，那天自大慈寺门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设一长绳，离地四尺，张献忠亲自边上‘验发’”。
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张献忠看着顺眼，想留下来用，就命令站到一边。除此之外，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
“于是，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幅，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以为是去赴考场。到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在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本来欧阳直也在被屠杀的行列里，张献忠看他年幼，留做书记。直到张献忠在凤凰山牺牲，欧阳直才乘机逃出，其记载应是可信的。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人比张献忠更熟悉农民运动的规律，他知道，农民们是一堆干透了的柴火，而这些有知识、见多识广、爱动脑筋的人就是一个个危险的火种。历次起事都是由于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广大愚民才起而响应。
此等人亦应作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后快。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两千多人。
第三十五节　屠戮成都
然而，杀了这些火种，却没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这些四川人，简直是杀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后继，与他张献忠为难。一旦那些从穷山大野里杀出来的叛乱武装攻向城市，城里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群起攻杀守城的张献忠军，欢迎那